从政，投身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主办 《人民之友》报，向封建制度发
动了猛烈攻击，对金融资产阶级和自由责族的妥协行径予以公开揭露，在人
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1790年加入“人民之友”社，成为其中的主要
领导人，从事宣传活动，主张维护人权，坚持一切法律由人民批准。1792年
8月起义后，被选入巴黎公社国民大会，成为革命民主派的领导人之一。1793
年4月，吉伦特派捏造罪名，将马拉逮捕。
在法庭上，马拉据理力争，针对吉伦特派的诬陷和指控，进行了针锋相
对的辩护：
“下面我要谈一下控告状。这份控告状是由立法委员会提出的，而委员
会成员几乎全部是我的死敌，全部是派系成员。控告状的起草如此欠考虑，
以至从字面上看，就具有愚昧无知、弄虚作假、疯狂残暴等待点。一眼即可
看出，控告状明显充斥着自相矛盾，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它同借以为据的
‘控告决定’格格不入。因为控告状并没有提及由雅各宾派起草并经过我签
署的通告——这构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然而，导致作出 ‘控告决定’的恰
恰是这份通告。
我在指出这份控告状如何荒谬而没有根据的时候，很为委员会感到害
臊。由于雅各宾派的通告包蕴着真正的共和派观点，由于我的 ‘山岳派’同
仁几乎都在上面签了名，委员会不得不放弃所起诉的主要罪状，而被迫采取
权宜之计。他们将多月来湮没在案宗尘埃中的、我的一些作品翻捡出来加以
引证，并且愚蠢地对我的其他一些作品重新加以谴责——该议题曾经列入议
事日程而国民公会拒绝进行讨论，正如我下面所要证明的那样。
现在让我们来证明控告状是非法的。正如诸位所看到的那样，它依据的
完全是我的一些政治观点。这些观点在写进我的作品发表之前，几乎全部在
国民公会的讲坛上阐述过。这是因为，我的作品是对我在议会中一直未能予
以阐释的问题的一个补充，其始终如一的目的是揭露阴谋，撕下卖国贼的假
面具，并提出有效措施。 ‘制宪法案’第五条第七款明文规定： ‘国民代表
是不可侵犯的：任何时候都不得因他们在执行其代表职责的过程中的言论、
写作和行为而对他们进行搜查、控告和审讯。’
因此， ‘控告状’是无效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根本大法。国家宪法并
没有，而且也不能废除。它所以无效，还在于它侵犯了属于人民代表的最神
圣的权利。
我充分意识到，这项权利并不包括阴谋反对国家，肇事损害自由的权益，
侵犯公民权利或危害公众安全；但是，它一定允许公民怀着为国效力、为民
造福和为促成自由胜利的神圣目的而说话、写作和办事。这项权利是国民代
表的职责本身所固有的。没有这项权利，忠诚之士就不可能保卫祖国及他们
自己，就不可能防止卖国贼的压迫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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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议会中的爱国者深切地感到，有必要使代表不受侵犯和不受攻击，
有必要使他们能不受惩罚地同暴君进行斗争和完成革命，因此，他们早在成
立国民公会之前，就急切地在1789年6月23日通过了著名法令，使这项权
利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深切地感到，这项权利是每一项公职所固有的，因而将它扩展到每
一个司法机构，每一个行动机构，乃至结合在公民大会中的全体公民。
没有这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还能在反对阴险的敌人的阴谋诡计时维
持一时半刻吗？没有它，在一个腐败的议院里，无限眷恋祖国的少数代表如
何能揭穿力图压制祖国或给祖国戴上桎梏的卖国贼的假面具？
没有这项基本权利，少数远见卓识、矢志不移的爱国者如何能挫败一大
帮阴谋家的诡计？人们可以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实来判断这一点。如果一
帮政客能够用伪造的借口攻击我，把我逐出国民公会，拉我上法庭，把我监
禁起来，置我于死地，那么，明天，他们就能用其他借口攻击罗伯斯比尔、
丹东、科洛·德布瓦、帕尼斯、兰代、卡米耶、大卫、奥杜安、莱盖利、莫
尔、迪皮伊、雅武盖、格拉内，以及其他各位勇敢无畏的国民公会的代表。
他们将会用恐怖手段来遏制其他人：他们将篡夺国家统治权；他们将把迪穆
里埃、科布尔、克莱费伊和他们的同谋凑到一起。他们就会得到普鲁士人、
奥地利人和“亡命者”的支持；就会在一个要割断所有著名爱国者咽喉的国
王手中重新建立专制国家；他们就会用国家财富来资助上等人。所以，因我
的政治观点而控诉我也是对全体国民代表的攻击。我并不怀疑，随着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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