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辩护人企图证明未被证明的情况：土肥原似乎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他参加过同在中国各地组织自治政府有关的任何阴谋活动。受命证明这一情
况的是合泽。他在土肥原从1933年4月至1936年3月担任驻奉天的军事使
团团长时，曾在其手下工作，负责领导该使团的新闻课。当宣读合泽的证言
时，一切都很顺利。但中国的倪法官（公诉人）却对他施加了压力。
问：您在土肥原手下工作时，他在1935年曾发动一次政治攻势，以向长
城内派遣5个师并让“满洲国”皇帝进北平作威胁，要在华北建立一个独立
国，您知道这事吗？
答：我一点也不知道。
问：为进行上述活动， 1935年11月他到过北平和天津，您知道吗？
答：知道。
问：各国报纸报导土肥原在天津和北平的活动均同组织五省自治有关，
您知道吗？
答：当时报刊可能登载过那类报导，但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认为土肥原
将军同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没有什么关系。
问：既然您是新闻课的领导人，负责搜集情报信息，您读过那些报纸的
报导吧？
答：我想，我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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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军事使团把搜集来的情报交给谁？
答：给司令官（指关东军司令官——作者）。
这个撒谎的证人就这样落入圈套。倪公诉人把合泽签署的一份报告拿给
他看。这些文件，这些罪恶历史的无情“证人”，是多么辛辣呀！
问：这份报告是你们使团新闻课撰写的吧？当时您在那里任职。
答：这是军事使团撰写的报告。
问：这一页上写着：“一提起土肥原和板垣的名字就足以使华北人民胆
战心惊。”您看到了吗？
答：我可以先说说这个报告吗？这是驻奉天的军事使团撰写的报告。这
类文件均呈送给关东军、参谋次长和陆军省次官。
“但是您没有回答问题。”公诉人理所当然地指出。
“我还没回答完。”合泽说，并立即试图证明，他向关东军司令官报告
华北事态，不外乎是汇报报纸上登载的诽谤清白的土肥原的谣言而已。
在30年代当过天津总领事的外交官桑岛在证人席上代替了上述军事记
者。情况是公诉方出示了许多桑岛发给当时日本外相币原男爵的秘密电报。
那些电报以令土肥原极为不快的言词（这里说的“不快”当然是指他必须为
那些言词对法庭作出回答而说的）评价了土肥原在让溥仪登上“满洲国”帝
位时所起的真正作用。
辩护人传唤桑岛出庭的唯一目的是想冲淡一下他很久以前拍发给币原的
电文可能对法庭产生的影响。法庭宣读了他的书面证言：“作为一个总领事
我搜集到有关被告人土肥原贤二的各种消息 （我认为他的活动同上述满洲事
变有关），并利用电报把秘密消息转达给当时的外相币原或外务省亚洲司司
长。其中一些电报已作为公诉方的证据交给法庭。”
从桑岛的话中可以看出，他通过秘密渠道给自己的上司提供情况，但实
际上那些情报分文不值。他本人作为一个总领事过于忙碌，无法侦查土肥原
的行动，因而完全依赖部属去搜集那类情报，能搜集多少就搜集多少。
庭长当然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后发那些电报。桑岛回答：
“根据我所得到的指示，外相的意见是：现在不是让溥仪出现在满洲的
时候。”
庭长接着提出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问：对溥仪任何时候回满洲，外务省都反对呜？
答：根据我的记忆以及我所得到的指示，那时还来到溥仪回满洲的时
候……
现在法庭已清楚，日本军界和外交界之间存在着纯策略性的分歧：是立
即让溥仪当傀儡皇帝还是稍等一等。
公诉人继续询问：
币原男爵用电报给您发过关于让溥仪当皇帝的指示吗？就是说，您是否
知道应当延迟计划的实施，但要做好准备吗？
答：我得到过外相的下列指示：去会晤溥仪，劝他不要来满洲。
问：这就是说，您发出这种信息并不属于通常的电报往来，而是对币原
指示的回答，是这样吧？
答：当然是。我同溥仪谈了，并按外相的指示向他转达了劝告。
问：证人先生，您在书面证方的最后一段说：“有关我同土肥原直接会
晤的问题，据我的记忆，我同他会晤过两次，我们的谈话只是交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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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您给币原的电报中，曾提到您同土肥原本人谈过好几次，这是真的吗？
答：在任何一份电报中我都没引用过自己同土肥原的谈话……
当时倪法官不得不揭穿证人的无聊谎言。公诉人把桑岛给币原的一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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