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被盟军抓获、从而也就躲过了在纽纶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他
利用战败前夕的混乱，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
追捕。以色列特工组织，通过种种手段，在大战后的15年，即1960年5月
21日诱捕了艾希曼，并将他从阿根廷运回了以色列。
于是一个犹太法庭将在耶路撒冷审判这个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阿道
夫·艾希曼。为犹太人起诉的是以色列检查官纪德·哈瑟尔。艾希曼的辩护
律师是杰出的犹太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汉娜·阿伦特教授。
开庭后，首先由检察官纪德·哈瑟尔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是以艾希曼任
纳粹党卫军“犹太处处长”时，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最终解决”的
杀害为核心展开的。
接着是50多个证人的证词。这些证人几乎全是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犹太
人，他们所叙述的那段苦难时期个人的生死经历，是对法西斯暴行的血泪控
诉，全场人为之感动悲泣。
第二天继续开庭。审判进入了法庭辩护阶段。
对于从哈佛专程赶到耶路撒冷为艾希曼出庭辩护的阿伦特来说，这是她
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天。像艾希曼这样人人皆曰可杀的恶魔，推向法律的断头
台，是正义得到了伸张，而她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对自由和正义不遗余力
的捍卫者，一位以她的集权主义、国家主义的透辟剖析而蜚声世界的政治哲
学家来为邪恶的被告人辩护，她需要的是更多的勇气和人类理性的力量。
阿伦特辩护的中心问题是艾希曼该以什么名义受审，并陈述艾希曼的犯
罪实质。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法学家，她首先要提出的是问题，而不是路人皆
知的结论。审判事关正义，她提出的也正是正义的问题。阿伦待认为，“审
判的目的应该是表现正义，而不是别的。”但这次审判却只表现了其他的东
西：痛苦、怯懦、背叛、耻辱，也许尤其是复仇。没有约束的人是野兽，是
卢梭和弗洛依德所谓文明秩序或文明前的自然人，根源于良心 （或者按基督
教的观点，根源于原罪）的道德没有法律的外部力量不足以担负约束人的任
务。因此，审判的正义在最初就有一个可怕的、报复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
认为它是非公平的。其次，正义的概念是根源于自然法，它要求人因为破坏
了道德秩序本身而受到惩罚。尽管如此，正义本身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标准。
艾希曼应该为了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
纪德·哈瑟尔辩论道：“艾希曼是以反人类罪，还是反犹太人罪而受审，
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区别。纳粹的罪恶如此巨大，艾希
曼在其中的共谋责任，无论大小，都十分清楚。”
阿伦特陈述道：
“为什么要提出像艾希曼应为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而受审判这
样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世界概念的问题。在地方性认同
人类的普遍标准之间，始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难解的紧张。尤其是我们犹
太民族，它的文化和历史遭遇都使它偏重于地方认同，而忽视了有超越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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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之上的单一的普遍标准存在。虽然犹太人复仇的呐喊是可理解的，在
这个事件中，如果艾希曼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被直接击毙——一个
直接的复仇行动，正义可能被更好地满足了。此案审判的合理性不是因为反
犹太人罪，而是因为反人类本性罪。着眼点不仅是受害者，还有行为本身。”
让阿伦特担心的不仅是审判的名义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隐藏在审判背后
的实际究竟是什么？她认为以色列人并不理解艾希曼所犯罪行独特的新性
质，这表现在他们将艾希曼一案看作是调查反犹太人罪行。对以色列人来说，
纳粹是在反犹主义传统中所犯的长长的一系列暴行之一。而在阿伦特看来，
纳粹的罪行，理性地屠杀整个种族群，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可怕的可能性
的开始。
但以色列人一开始就试图将艾希曼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象征
来审判。在审判前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就说：“在被告席上受到历史审判
的不是一个个人，不只是纳粹政权，而是贯穿历史的反犹主义。”阿伦特敏
锐地发现了藏在这个目的后面的几个动机，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的命运，以俘
获世界各国的良心作为保卫以色列国家的一种手段；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
太人表明作为少数族群生活的悲惨；向以色列人民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对于恢
复犹太英雄主义的有效性。这些动机显然是出于以色列国家生存的考虑，与
正义并无关系：“任何对正义单一的强调都必然要将法律与道德分开；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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