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把后者归到人与人之间的私人领域，而给法律一种形式的性质。”阿伦特
看到，在耶路撒冷的这场审判常常是一种“审判表演”，甚至时常是一场“群
众大会”，而不是正义统治的法庭。“从法律上讲，一个人必须不是因为他
是什么或为了他代表什么而受审，而是为了他所做的受审，并只能是这样。”
阿伦特发现，这个案子是建立在犹太人遭受的苦难上，而不是艾希曼所做的
事情上，因此有50多个证人的证词只说了自己的苦难，却与艾希曼的特殊行
为无关。审判的气氛就是证人一个接一个地试图引起听众对与被告的罪行没
有任何联系的事的注意。“正义要求被告被起诉、辩护和判决，所有其他似
乎是更重要的问题……应该被暂时搁置。”因为“审判的只是（艾希曼的）
行为，而不是犹太人的痛苦，不是德国人民或人类，甚至也不是反犹主义和
种族主义。法律之所以不同于纯粹的报复，就因为它有道德的象征意义。”
阿伦特进一步陈述：“艾希曼是什么象征？反犹主义的象征，当然。纳
粹主义的象征，的确。这都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纳粹主义？什么是这种特殊
的反犹主义？某种独特畸变的东西吗？德国民族特性中的一个因素，因此就
意味着全体德国人都有罪？非犹大人的基督徒的某一方面，因此就是基督教
历史特有的吗？是人类经常发作的攻击性疾病？”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艾希曼似乎是所有的这一切。阿伦特是以她自己的
方式把艾希曼作为一个象征的。
“他是一个个人，阿道夫·卡尔·艾希曼的儿子；文希曼只是一个‘普
通人’，既不是 ‘堕落的人也不是施虐狂’，只是‘极度和可怕地正常’。
这个案子引出的问题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服从罪恶？”
但一个普通人如何犯下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这才是阿伦特要追
索的问题。
阿伦特指出，希特勒一次在论修辞学的手册上写道，群众示威“必须给
小人物的灵魂烙上自豪的信念，虽然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一条巨龙的一
部分”。艾希曼在纳粹这台机器上既不是齿轮也不是螺丝钉，这种形象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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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了，不能理解人们对那种能让他们发泄他们对于重要地位和无限权力的
饥渴与妄想的形势的反应。他有一个领袖，一种合法性 （纳粹的种族优越性
思想）和一个允许他表现出他虚夸的巨龙的骄傲。但一个人怎么能如此积极
地投身屠杀并那么容易就找到良心的宽慰和平静？他怎么对付由血淋淋的屠
杀产生的可怕情感？对原始人来说，始终有共同的方式，但现代人需要巧妙
的欺骗。文希曼的纳粹通过使用“语言规则”来使他们与事件保持距离。例
如，在希特勒的第一号战争命令中，“杀戮”一同便被“给予仁慈的死亡”
所代替。在纳粹的“客观”语言中，集中营用“经济学”术语来讨论，屠杀
是一个“医学问题”。所有官方通信都遵守这种“语言规则”。阿伦特指出，
“很难在文件中找到像 ‘灭绝’、‘消灭’或‘杀掉’这样大胆的词。给杀
戮规定的代名词是 ‘最终解决’、‘疏散’和‘特殊处理’。驱逐出境被称
为 ‘换住地’。但仅仅伪装是不够的。普通人在从事这种触动良心的行为时
必须感到一种更高的目的，诸如 ‘决定命运的战斗’（艾希曼称之为‘中肯
话’）这样的口号和警句的作用，就是用从事某种伟大事业的责任来淹没个
人的感觉。”打动这些已成为刽子手的人心的只是正在从事某种历史性的、
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事情（一个2000年发生一次的伟大任务），因此它一定
是难以承受的。阿伦待所有这些论证的要点是：像艾希曼这样的普通人，很
容易成为一个将全部人口作为多余消灭的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以蒙古游
牧部落的方式 （那里至少是原始的功利主义在起作用），而是把它作为一个
由于世俗意识形态无意识冲动的计划。没有任何约束，对于追求观念的人来
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个制度就是极权主义制度。
谈到极权主义，阿伦特显得特别激动，这位哈佛大学的自由主义学者，
把法庭变成了一个讲演厅：
“极权主义不只是破坏私生活，用国家摧毁社会，这可说是决不可能的，
很快就会失败，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 ‘种族’或‘历史’通过元首
或党来说话，它是更高的法律的统治。老式专制主义是个人的专横意志，除
了优势力量或传统外没有合法性。极权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于创造一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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