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来，麦金利总统一直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是，在4月20日，当西尔维亚海军上将第一次阴郁地检阅已经集结的舰只时，总统签署了一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联合决议。它要求“承认古巴人民的独立，要求西班牙政府放弃它在古巴岛和古巴海域上的权力和政府，并且指示美国总统使用美国的地面和海军部队实施这些决议”。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等人的努力，美国海军已经处于充分的战备状态，而且，由于在靠近本国的海域作战，甚至在与一支同样作好准备、但远离其本土基地的规模较大的海军作战时，都有相当的取胜机会。从理论上看，以远方基地为依托的西班牙海军同样作好了战斗准备而且数量较多。但实际上，它既未作好战斗准备，数量上也没有优势；而且，西班牙政府也没有什么战争的借口。两年以前，西尔维亚海军上将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写道：“即使这些人有着良好的意图，但由于某些人的愚蠢，另外一些人的贪心以及所有人的无能，我们处于一种悲惨的令人失望的状态。”
西尔维亚认为有3个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缺乏财力、缺乏技术和毫无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机构。“我们到了绝对的身无分文的地步，而他们(美国人)则十分富有，”他说，“如果(装甲巡洋舰)‘卡洛斯五世’号不是一个废物，它也没有处于应有的那种状况；为了航速，其他一切都牺牲了；它没有战斗力。而且应当记住，它完全是由西班牙建造的。”“至于政府和它的困难，我们还是不谈为妙。慢吞吞的工作程序害苦了我们……我的目的不是要控诉，而是想说明我们可能，也一定会面临一场灾难。”他总结说，“我可以肯定，我们全体人员将尽我们的职责，因为海军的精神状态很好。但我祈求上帝能解决各种麻烦，而不要导致冲突。因为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冲突对我们都是一场灾难。”
海军部长贝尔米琼在答复海军上将时，相信西尔维亚“和我们所有的人员将完成国家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将决定谁是主宰海上的帝国”。这是他和海军上将仅有的两点一致看法。
正如所有战争一样，美西战争有两个特点：战争是短暂的，同时又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一旦开始后，就没有什么等待和拖延；而战争一旦结束后，对哪方如何以及为什么赢得战争，就没有什么疑问了。为了便于公众的回忆，还可指出战争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在113天中只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战斗。但即使如此，公众对其中的一次战斗的记忆也是错误的。在整个战争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地面战斗中，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没有马匹的“义勇骑兵”没有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攻占了圣·胡安山，而是登上了邻近的凯特拉山，后者是圣·胡安山的一个组成部分。
助理海军部长并不准备呆在华盛顿，坐待战争结束。正如他所说的，要做一个坐在靠背椅子里的好战分子，即“空头的主战派”，那是太容易了。“不管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对一位朋友解释说：“如果我没有尽力实践我曾经努力灌输的原则，我就会永远失去权力。”于是，他在第一志愿骑兵团担任了中校的职务，并实践了他的原则。而公众有关圣·胡安山战斗的记忆错误也是很容易产生的。在实际的战斗中，该山的碉堡是主攻的目标，而“义勇骑兵”只是实施迂回，攻占了离该山400码的另一个山头。
富有传奇色彩和领袖魅力的罗斯福作为助理海军部长和领导一支半业余性军队的中校，既参与了陆军，又参与了海军的战争行动。他成了一位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人们把他塑造成美国的英雄。人们把他在那次关键性进攻中的指挥位置说错了1/4英里，使他处于一种美国人所希望的地位，一种他本人所希望的地位——处于事物的中心。战后，这一业绩使他获得了纽约州州长的位置。
然而，与有关圣·胡安山战斗的误传不同，公众对美西战争中其他两次大规模战斗的记忆在总体上是准确的。在马尼拉湾和圣地亚哥的战斗中，美国海军迅速地、满怀信心地取得了胜利。它永远改变了世界的地图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
杜威的舰队于1898年4月25日驶离香港时，共有4艘有装甲防护的巡洋舰(他的旗舰“奥林匹亚”号以及“罗利”号、“巴尔的摩”号和“波士顿”号)、2艘炮艇、1艘缉私船以及2艘新近购买的运煤船。鉴于面临着“富有冒险性的航行的前景”，运煤船上的英国官兵都选择了留在船上，跟随杜威出发。尽管英国官方采取中立的态度，英美两国间的感情却是深切的。当香港总督正式要求杜威离开香港时，他加了一句话：“天知道，亲爱的准将，向你递交这份通知，我的心已经碎了。”“在我们驶离时，”“罗利”号上的军医达德利·卡彭特写道，“英国海军和陆军的官兵向我们欢呼……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在他们的第一个停泊地米尔斯湾(离中国海岸35海里)，卡彭特说：“舰队的运气很好，3天的航行好极了。明月高悬，风平浪静，一切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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