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桑强有力的声音自较低的地方传来。“最前面的挑夫已经快到我们后面的山口顶端了。”
又是被狂风吹，又是顶着自始至终都毒辣辣的太阳眯着眼看远处的那座山峰，我们疲劳的眼睛开始泪流不止。我们四个人不情不愿地站起来，把一层层沉重的鹅绒和羊毛衣服上的灰尘和石子弹掉，转过身，后背对着从西面吹来的大风，走向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翻越这座鞍状山口。狂风吹着我们的后背，我们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
*
锡金遍布着各式温室花朵，有一丛丛杜鹃花，空气浑浊潮湿，呼吸起来十分不顺畅，杂草丛生的山谷里热气腾腾，扎营的空地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空地。漫漫长日里，我们徒步穿越湿漉漉的植被，还要躲开驿站，到了一天结尾的时候，盐分都从我们身体里滤了出来。所谓的驿站就是英属印度设立的小平房，很整洁，每隔11英里(徒步行进一整天才能走11英里)有一个，位于一条很长的通向西藏的主路上，而这条路正好延伸到最近的一个西藏贸易市镇江孜镇。据雷吉和帕桑医生介绍，每一座驿站平房里都有新鲜的食物、床、可以阅读的书，和一名常设仆人，人称守卫。不过我们一队人要么是在驿站前1英里左右的地方扎营，要么是在过了驿站2英里处扎营，从来没有利用驿站之便，尽管这些驿站被设立在那里，就是为照顾我们这样的人。
“几支英国探险队都住在驿站里。”进入锡金的丛林后不久，我们围坐在篝火边，理查说道。
“其他几百位英国人也这样，”雷吉说，“还有向北去江孜镇的贸易代表、英属印度的官员、剥制动物标本的人、制图员，外交人员。”
“可我们不是这些人，”理查说，“看到我们的登山设备，好几英里长的绳子，那些仆从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消息传到西藏。”
“怎么把消息送出去?”让-克洛德问。
理查把他的烟斗拿开，浅浅地笑了。“先生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我们已经超出了所有地图的覆盖范围。即便是在锡金此地也是一样。英属印度架设了电话和电报线缆，一直向北，翻越那些高山山口，连通了江孜镇。”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们不能离开这条南北主贸易通道，之后我们才能转向西面，向康巴镇前进，进入西藏。不过呢，不去驿站里相对舒舒服服地过夜，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扎营，我想我们唯一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水蛭。”
出发时我们先从大吉岭向下前往提斯塔桥。3月26日，那些夏尔巴人在天亮之前就出发了，他们牵着马，背负着装备，我们则带着我们的背包和额外的给养坐在两辆卡车里，一辆由帕桑驾驶，雷吉则是另一辆，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到了第六英里石。在那里我们赶上了这些徒步前行的夏尔巴人，而司机爱德华和另外一个人把卡车开回了种茶场。然后，我们和30名夏尔巴人一起，骑着马，牵着骡子，继续沿陡峭的山路下山，跨过提斯塔河，前往噶伦堡村。
过了噶伦堡我们就扎营了，因为雷吉不愿意这么快就引起锡金总督弗雷德里克・贝利少校的注意，此人反复无常，专门搞破坏，不让珠峰委员会拿到进藏许可，这样一来，有朝一日他就有机会自己去爬那座山了(这事儿是雷吉告诉我们的)。我们进入锡金境内时遇到了一位边防人员，他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廓尔喀士兵，只有他一个人在此驻守，他认可了雷吉的西藏通行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这位孤零零的边防人员居然冲自己喝令：“右手敬礼!”“左转!”“齐步走!”我们都被逗笑了。后来理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长官或者军士给这些廓尔喀士兵喝令，他们就会非常高兴地把自己命令得团团转。
我们在锡金境内一共走了六天，途中两次碰到穿警察制服的棕色皮肤男人，他们截住了我们这支由夏尔巴人、骡子和白色小马组成的队伍。不过每一次雷吉都把这些官员拉到一边，私下里和他们说话，而且我猜她还给了他们钱。不管怎么样，在锡金境内没有人阻止我们，连着一个星期，我们呼吸着过分香甜的杜鹃花花香，每每涉水穿过及腰深的潮湿草地之后，就得把水蛭从我们未加衣着的身体部位上拔掉。然后，我们终于接近了加里普山口，过了这座山口，就是西藏了。离开锡金我们一点儿遗憾都没有;那里阴雨不断，没多久我们的衣服就都被浸透了;没有一天能见到阳光，晾干衣袜。我原以为自己是唯一在穿越锡金途中患上轻度痢疾的人，结果我很快发现，让-克洛德和理查也得了这病。唯有雷吉和帕桑似乎对这种令人尴尬不已的疾病免疫。
在我自己吃了好几天的鸦片铅丸之后，理查终于注意到我生了病，让我去找帕桑医生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承认我的肠道出了问题，结果这个大高个夏尔巴人点点头，轻声告诉我，鸦片铅丸对痢疾倒是有一点儿疗效，可夜里吃这药带来的副作用会比这病本身还要严重。他给了我一瓶甜甜的药，不到一天我的肚子就消停了。
一开始，我都是走在我的白马前面，背着包里大约70磅[4]重的装备，不过雷吉说服我，让我在能骑马的时候就骑马，并且让骡子驮着我的大部分装备。“你得保存体力，到珠峰上去用。”她说，很快我就意识到她说得太对了。
得了痢疾，我的身体有些虚弱，后来便开始慢慢恢复，这期间我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探险队一到傍晚便停止前进这个习惯，而夏尔巴人开路小队已经搭好了温伯尔帐篷和用来做饭的大防水布帐篷，我们睡袋也铺好了，只等着我们到来;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和让-克洛德端来咖啡，我习惯一听到他们轻声说“早上好，大人们”这句话就醒来。理查在我们隔壁喝他的咖啡，而雷吉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早起且穿戴整齐，她会和帕桑一起在火边喝早茶，吃松饼。
一直到我们攀登14，500英尺的加里普山口，我才意识到在锡金患过的那场病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多大的损伤。几年前，我和哈佛大学的登山好友一起在科罗拉多攀登14，000多英尺的朗斯峰，我可以飞快地登上顶峰，站在宽阔的山顶感觉激情澎湃，而且还能倒立。可现在在向加里普山口顶端攀爬的过程中，既要攀登之字形山路，还要翻越湿滑的岩石，这些石头倒是有点儿像无穷无尽的天然楼梯，我发现自己走出三步便要靠在我的长冰镐上喘大气，然后再走三步。这座山口的制高点还不到珠峰海拔的一半，所以我这个样子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的呼吸也有些急促，移动速度比以往稍慢了些，尽管他登顶过许多座14，000多英尺的高山。我们原本的三人组合中只有理查一人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海拔，我注意到，他依旧很难赶上雷吉徒步行进和登山的飞快步速。
我们到达了西藏的亚东县，西藏和锡金这两个地方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在加里普山口的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亚东县，在我们向干燥的西藏高原行进的过程中，雪不停下着，狂风不住从西面吹来。走出了姹紫嫣红的锡金丛林，那里有粉色、有浓艳的奶油色，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颜色，不过雷吉和理查认出那些是淡紫色和鲜红色，我们来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色世界，乌云低沉，仿佛就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周围尽是灰色的岩石，唯有西藏当地暗红色的土壤为这片大地增添了一点点色彩。狂风卷起红色泥土，很快我们的脸都变得脏兮兮的，而且冷风吹得我们直流眼泪，粘满泥土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道泪痕，流下的泪水犹如鲜红的血液。这之后我才意识到，即便是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也应该带上护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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