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解答与一项科学事实有关，但却没有玄秘的地方，因为我们在调查开始时就已知道毒药是什么了。诚然，具备毒理学知识的人显然具有优势，但是相关信息是可以轻而易举获取的。除了这一条略有争议外，所有破案必须的信息都被严谨地罗列出来了——咖啡杯、小块布料、七月暑天点的火、药瓶子。当然，波洛对于整洁的嗜好让他发现了最后的证据——这一点还会在十年后的戏剧《黑咖啡》中使用到。可是又有多少读者会注意到波洛两次整理壁炉台、从而发现犯罪链条上那必不可少的一环呢（第四、第五章）？
4.公平性
在克里斯蒂的创作生涯中，她擅长为读者提供破案的必要线索。她十分乐意提供线索，而且认定一点，用她同时代的伟大作家R.奥斯丁·弗里曼的话说：“读者会自己误导自己”。不管怎么说，有多少读者会正确解读《圣诞奇案》中的日程表、《尼罗河惨案》中的毛皮围巾以及《悬崖山庄疑案》中的情书等等如此众多的线索呢？或者，谁能够觉察到《葬礼之后》中的蜡花、《加勒比之谜》中帕尔格拉夫少校的玻璃眼、《人性记录》中的那通电话以及《啤酒谋杀案》中的啤酒瓶等等如此众多的意义呢？
虽然没有像《东方快车谋杀案》、《罗杰疑案》和《怪屋》那样达到“惊人解答”的级别，《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解答还是相当惊人的，这得归功于克里斯蒂最有效的一大手法——虚实并用的诱导术。本书是作家武器库中这一有力武器在她作品中的第一次运用。在本书中，最显而易见的解答虽然起初表现得不可能，最终却是正确的。克里斯蒂在《自传》中解释说：“优秀侦探小说的要领便是，凶手必须很明显，而同时由于某种原因，你又会发现并非那么明显，不可能是他干的。而实际上，又的的确确是他干的。”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她屡次使用这类解答；特别是当解释与凶手同谋有关的情况时——《寓所迷案》、《阳光下的罪恶》和《尼罗河惨案》。同谋以外，《人性记录》和《空谷幽魂》也采取了这种设定。而且她还能把诱导术运用得更深一步，例如《奉命谋杀》，还有强大的《控方证人》。
我们对《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感到满意，因为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作为凶手太明显，也太不可能了；说得更俗一点，他在他妻子死亡当晚并不在房子里。于是我们便把他排除在外了。为了加强虚实并用的诱导，他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引起怀疑、被捕、受审然后获释，从而得到永久的自由。操控得一不小心，解答就会有落入苍白无味的危险。在本书中，这一危险之所以能够避免，是因为伊芙琳·霍华德意外的同谋者身份被揭露出来，而在整部书中，她都在热切地揭发雇主的丈夫（无人怀疑他竟是她的情人）追求钱财——事实上，他的确如此。
5.高产性
没有人，尤其是克里斯蒂本人，能够在当时就知道，后来的五十多年里，将从她的打字机下诞生数量可观的作品，而《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她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上获得了同样的成功，而与她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她也是唯一征服了剧场的作家。她创造了两位著名的侦探，这项功绩没有一位侦探小说家能够复制。在她的巅峰时期，作品的出版几乎赶不上创作的速度——一九三四年，不下四部侦探小说出版，她还以玛丽·威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五六年出版了六部非侦探小说。这一非凡的产量也是她持续成功的一大因素。在几乎七年的时间，你有可能在每个月都能读到不同的克里斯蒂的作品；你还有可能从头再读，因为你会忘记最初看过的东西。在两年的时间里，你有可能每个月都能观看一部不同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戏剧。在任何领域，都极少有作家能够比得上这一纪录。
于是，克里斯蒂的著作不断超越地理、文化、种族、宗教、年龄和性别的障碍；她的书，从百慕大到巴勒姆都有人爱读；她的书，从爷爷奶奶到孙子孙女都读过；她的书，不管是过去的绿企鹅丛书和《线索》杂志还是二十一世纪的电子书和图像版，都能让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为什么呢？因为再没有第二位侦探小说家能够像她做得这么好，写得这么多，坚持这么长时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她一样，将可读性、情节性、公平性和高产性结合得这么完美。
再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第二章 沉默的证人：笔记的证据
他像是变戏法似的，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两本破旧的练习簿。
——《怪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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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两位传记作者，珍妮特·摩根和劳拉·汤普森都有所提及，她的笔记却依是得到严密保护、不为大众所知的珍宝。罗莎琳·西科斯在她母亲死后，将这些笔记安全保存在格林威寓所中，除了在托基博物馆展览过，从未公之于众。但是克里斯蒂的确在《自传》中提到过这些笔记：
当然，所有的具体情节仍有待推敲，人物也必须慢慢进入我的意识，但我会把绝妙的构思在练习簿上草草记下。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我总是会把练习簿丢掉。我手头通常有大约半打练习簿，随时把想到的构思、某种毒药，或者在报纸上看到的精巧的诈骗案记录下来。当然，如果我把所有这些都清楚地排序归档编号，那会省掉我许多麻烦。不过，到一摞旧笔记本中去迷迷糊糊地寻找随手写下的东西，诸如“可用的情节——自己动手——少女不是真正的妹妹——八月”再加上情节梗概什么的，有时倒也是一番乐趣，有些情节虽然记不得了，但却经常会激发我的创作灵感，即便不能写出一模一样的情节，至少也会写出别的东西。
更仔细地检视这段话，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明白她的意思。从她自己的话看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笔记本在克里斯蒂创作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构思在练习簿上……
作为作者写过（以及很多情况下没写过）的侦探小说主体部分的笔记、草稿和提纲来看，这些笔记本是独一无二、极其珍贵的文学产物。但若是当作物质实体来看，就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它们就在我的面前，乍看起来，就像是全世界的学校下课后老师们收集起来的一堆堆练习簿。因为它们大部分只是练习簿而已。红的、蓝的、绿的、灰的练习簿，没有封面，画有蓝线的习字簿，又小又黑的袖珍笔记本：米纳瓦的、马弗尔的、京斯威的、维多利亚的、狮牌的、查林奇的、梅菲尔的练习簿，价格从京斯威（七十二号笔记本）的两便士到马弗尔（二十八号笔记本）的一先令（折合五新便士）；五号笔记本则是特别物有所值的七点五便士（折合三新便士）四本。内封常常有些“实用”的信息——英国地图、世界各国首都、十进制货币转换率（显然是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十进制货币引入前后购买的）。还有的封面上画着纽约天际线（二十三号笔记本）和墨西哥火山（十八号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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