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有我们太多的不知道，但不是无人知道。如果没有禁忌，不知道都是可以知道的。中国黑室是个真实的机构，始创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时期的陪都，鼎盛时从业人员多达四位数。但由于禁忌，他们都成了哑巴。如今，他们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赴了huáng泉，剩下的百分之十，像树叶藏于森林中一样，隐于闹市陋巷。不努力，没运气，你永远无法把他们从人堆里找出来。即使找出来了，他们依然可能跟你装聋作哑。水滴石穿，时间改变了所有人，包括一记石头，但他们的禁忌和恐惧，比石头还要坚硬，比时间还要长远。
我是幸运的，二十五年前，在福州，有人对我开了口：是一位一九四七年投诚的前中国黑室成员。当时我在相似于黑室的某机构从职，他是我师傅的师傅，年纪大了，七十六岁，身体不好，有哮喘，每年到了chūn季经常犯病。老人家一生未婚，身边无亲无故，发病时全靠几代徒弟照顾，送药，打饭，打扫卫生。有一回，他病得厉害，住了院，师傅让我停职，专门住在医院里服侍他半个月。也许是我的勤恳和单纯给了他说话的冲动，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断断续续地，我知道了他投诚前的一些事，就是中国黑室的一些事。我相信，如果他知道日后我将离开那个单位，并以写作为生，就算我掐死他他也不会开口的。他以一辈子的见识作凭据，认定我将重复他的一辈子，在那只“铁桶”里幽幽地燃烧至尽。我也没有想到，时代和我都说变就变了。
我很遗感，不能像有修养的人一样，对曾帮助我孕生这本书的大恩人指名道姓地致一声谢——因为禁忌。写这本书。我经受了与过往写作不一样的考验：以前，考验我的是如何把虚构的故事写得让读者信以为真，而这次正好相反，是要为真实的事qíng披上伪装。老实说，我心里也有禁忌和恐惧。我怕伤害到老人家和他记忆中的前黑室同事，以及他们的后人，继而给自己平静的生活带来困难。写作让我在现世中变得越来越无能，又敏感：这是一对矛盾，我相信它已经深深地折磨了我，也许再不能负荷加量了。
最后，我要诚挚地申请：这是小说，请勿对号入座。
麦家
2010.7.6
时间仿佛被切走了一片。
不知怎么的，陈家鹄突然发现身边空空如也，教授海塞斯不在了，所长陆从骏也不见了。明明，刚才这两人还在他崭新的办公室里跟他聊天，说事，转眼间说不见就不见了，蒸发了，只留下两人丢在烟缸里的烟头：一个纸烟头，小半截雪茄。
那只纸烟头还在冒烟呢。
见鬼！
陈家鹄嘀咕一句出了门，四顾张望：没有，院子里只有静物，间或有一两片树叶在拂动。喊一声，不见回音。又喊一声……连喊几声都没有回音。难道我是在梦中？陈家鹄突然怀疑自己还是在山上，下山后的一切不过是他做的一个长长的梦。他迈着梦的步子，反身人屋。办公室在廊道尽头，占用了廊道，是长长的一间，坐北朝南，南边窗户呈拱形，北窗是四方形的，玻璃都是普通玻璃，看上去不结实，也不是太通透明亮。
陈家鹄入屋后，漫无目的地踱着步，从拱形南窗踱到方形北窗，又从北窗踱往南窗，像在丈量自己的心智。不知踱了多少个来回，他最后停步在北窗前。已是午后四点多钟，太阳光都移到北边，北边的空间显得比南边开阔、明亮。他追着阳光，无意识地举目眺望，近处，远处，空中，地上，屋尖，街角，目光像风一样飘忽、茫然。
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是一千二百公里外的武汉历史上最yīn霾的日子，日军第六师团的佐野支队在飞机大pào的火力配合下，qiáng行渡河，攻克了汉口的最后一道防线——戴家山防线，从而宣告武汉沦陷。对陪都重庆来说，这是个哭泣的日子，天若有qíng，应该落雨代泣。但那个年代，天道也偏袒大和民族，炎huáng子孙只配受嘲弄、欺rǔ。这一天，重庆的阳光是少见的灿烂，即使是午后四点多钟的太阳，依然灿烂得喧嚣，热烈得张狂。阳光把一片片黛瓦烤得黑中透亮，空气gān燥得刺刺啦啦响，似乎落个火星子就会熊熊燃烧，把天地烧成一堆茫茫白烟。
一道哀怨的声音拔地而起，响彻空中。
起先，陈家鹄以为这是空袭警报声，仔细听，发现不一样。警报声要更粗粝，更浑厚，且节奏明快，听了身体会不由得紧张。这声音尖细尖细的，飘飘的，缓缓的，带着怨气和哭诉，像一艘大船被汹涌波涛吞没时的哭诉，浸满了无辜、无助的痛伤。
其实，这是为武汉沦陷的哀悼声。
三公里外的一号院内，以委员长为首的一群官僚政要，包括杜先生在内，正在为国难举行降旗仪式。默哀。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似乎在等人开镰收割。
别了，武汉！
别了，阵亡的将士们！
别了，武汉的父老乡亲！
哀号如诉，翻山越岭，波及四方。
陈家鹄一直用心地听辨到最后，也没有确定这到底是什么“号”，倒是这听辨的过程让他的注意力集中起来，jīng神饱满了。待哀悼号结束，饱的目光陡然变成了探照灯，在空中——高空——低空扫来扫去，最后从空中降落在两个不知从哪儿骤然冒出来的背影上。
背影居然有点熟悉，一个高大，另一个更高大，他们并着肩，正在往陈家鹄刚才进来的门走去。门口的哨兵看见他们过去，抢先拉开了大铁门，然后立正恭候两人离去。就在两个背影即将走出门消失之前，陈家鹄猛然认出，他们就是陆所长和海塞斯。
他们刚从陈家鹄那儿出来，这会儿正准备回斜对面的五号院去。他们的出现使陈家鹄又回到现实中，他想起刚才与他们相见、相谈的种种细节，可就是想不起他们是怎么与自己分手的。分手的过程成了一个黑dòng，把他的心智吞没得无踪影，黑dòngdòng一个孔，一团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切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他是又犯病了：灵魂出窍的“迷症”。
但不论是陈家鹄还是海塞斯，还是陆从骏，此时都没有意识到这是病。这是一种罕见而神秘的病，确诊它需要一个时间和数量的演化过程，还要一定的机缘巧合。最后，陈家鹄把这个“黑dòng”归结为人太累（发生了这么多怪事），海塞斯和陆从骏则把它看做是他对这个地方（过去的监狱）或者这种方式（把他骗下山）的厌恶、反感、心里有气，于是有意冷淡它们，赶它们走。
与此同时，李政正在四公里外的陆军医院里寻找陈家鹄。他从蒙面人徐州那儿得知陈家鹊是被一辆陆军医院的救护车接下山的，便下山直扑陆军医院来找陈家鹄。
当然找不到。
门诊，住院部，楼上楼下，每一个病房都找了，连厕所都去查探了，就是没有。他灵机一动，去找那辆救护车。医院就一辆救护车，一个司机，没费什么周折，车子和人都找到了。司机也不知道陈家鹄是什么人，没什么警惕xing，加上李政连哄带骗的功夫实在是一流，两支香烟没抽完，李政已经从他嘴巴里挖到全部真实qíng况：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陈家鹄从他车上下来，上了一辆什么车——老孙的吉普车，不知去向。
一个小时后，天上星根据李政了解的这些qíng况，做出了正确判断：陈家鹄没有得病，下山看病只是个幌子。“救护车把他接下山，又没有送他去医院，这说明什么？”天上星看看李政沉吟道，“他没有病。”
“嗯。”李政点头称是，“我怀疑他是去了黑室了。”
“黑室不在山上？”
“嗯，徐州同志明确告诉我，山上只是一个培训学员的基地，真正的黑室在另外一个地方，可惜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他必须知道。”天上星沉默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陈家鹄下山了，他现在在山上我看用处也不是很大，让徐州设法混进黑室去。”顿了顿又说，“我以为他早进了黑室，原来还在外面转。”
“看来黑室真的是不好进。”李政说。
“不好进也要进，他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打探到黑室驻地的同志。”天上星目光炯炯地对李政说，“你尽快再上一趟山，告诉他我们的困难，我们只有依靠他才能找到黑室，让他务必设法钻进黑室去。”
当天上星说完这话时，脑门子似乎突然哧地亮了一下，恍然看见老钱在邮局伏案工作的样子。
其实，就在昨天晚上，天上星才同老钱jiāo流过，希望通过他的岗位和人脉也打探一下黑室的驻地。这会儿，老钱正在打探呢。
老钱在邮局是个新人，但仿佛又是个有来头的人，一来就高居二楼，坐进了负责受理收发电报的办公室里，整天日不晒，雨不淋，悠悠闲闲地喝着茶，看着报，gān着活。稍加观察，发现局长大人还对他蛮客气的。有一次两人在小酒馆里喝酒，被楼下张阿姨瞅见，张阿姨是张快嘴，第二天邮局上下都在悄悄议论这回事。这更让局里的同仁惊异，把他想得很是复杂，暗暗地把他当成了一个有什么来路的人，有关系和背景的人。会不会是局长大人的什么秘密亲属？抑或是某个大官的三亲六戚？这儿不是黑室，人们的想象力有限，根本没有往他的胳肢窝里去想。如果大家知道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延安”，估计谁都不会挨近他。现在大家都喜欢挨近他，好像挨近他就挨近了局长大人似的。
对一个背景黑糊糊的人，关心他的背景是大家热衷的事。于是一有空闲，局里人就在肯地里打问老钱的过去、外围、老底。可打问来打问去，准都没能打问到任何有关他的信息，就连他从哪里来、家住何处、有无家小，局里人都全然不知。问老钱，他也不说，总是淡淡一笑。有一次他好像很高兴，跟楼下张阿姨说什么战乱岁月，国破山河碎，有家即无家，无家即有家，四海就是家。说得云里雾里，高深莫测，更让张阿姨觉得不可小瞧。跟快嘴张阿姨说什么，等于是对全局人说什么。老钱是闯过江湖的，他知道该怎么来对付这些小龙虾们的热qíng关注，就是：要保持一定的神秘度，又不能趾高气扬；要给他们一定距离，又要给他们一定的亲近感。平时没事，他喜欢往楼下跑，去跟那些跑外勤、负责送信的人抽烟，cha科打诨。有时见他们忙不过来，还帮他们分信，帮他们把自行车推出去，吩咐他们在路上慢点，注意安全，等等。渐渐地，他跟这些跑外勤的人都熟了，大家都觉得他人好，有qíng义，好亲近，可jiāo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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