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是我未来的职业。
大学毕业后，我在伦敦接受心理治疗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我继续去向鲁思请教。她依然是那样支持我，鼓励我，但也告诫我要用现实的态度面对我选择的道路。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这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她说得对。与病人在一起，会弄脏我的手——这么说吧，这项工作毫无舒适可言。
第一次在一家防范严密的心理诊疗所工作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到了那里不到几分钟，就有一个病人脱下裤子，当着我的面蹲在地上，拉了一摊臭烘烘的大便。其后遇到的一些事情，虽然没那么恶心，但是也非常奇葩——混乱的自杀未遂、自伤自残、毫无节制的歇斯底里与悲伤。所有这些都让我受不了。不过我每次都能从中学到一些新的应对方法。事情逐渐变得容易了。
奇怪的是，我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心理诊疗所这种陌生的新环境。我觉得自己对于疯狂已经司空见惯——不仅是别人的疯狂，还有自己的。我认为我们都很疯狂，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这也是我为什么——以及怎么——会与艾丽西亚·贝伦森案件有关的。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年轻时就有幸接受了成功的干预治疗，从心理黑暗的边缘被拉了回来。然而，在我心中，另一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我有可能变疯——并像艾丽西亚一样，被囚禁在某个机构里终了一生。若非仁慈的上帝……
当然，英迪拉·夏尔玛问我为什么要成为心理治疗师时，我不可能说出其中任何一点。毕竟我面对的是整个面试小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我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到了最后，”我说，“我相信，无论初衷如何，是那些训练使一个人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英迪拉像圣贤似的点点头说：“是的，很对。千真万确。”
面试很成功。英迪拉说，我有在布罗德穆尔工作的经历，具备一定优势，说明我可以应付极端的心理创伤。他们当场就给了我那份工作，我欣然接受。
一个月后，我起程前往格罗夫诊疗所。
4
我顶着1月凛冽的寒风，来到格罗夫诊疗所。道路两旁的树木光秃秃的，就像一具具骷髅骨架。惨白的天空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来临。
我站在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我有一个星期没抽烟了——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烟戒掉，而且保证这一次说话算话。可是现在我又破戒了。我把烟点上，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恼火。心理治疗师通常认为，烟瘾是很难戒除的，而一个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必须克服这个问题，把烟戒掉。我不想带着一身烟味走进诊疗所，就往嘴里放了一两片薄荷口香糖，边吸烟，边嚼口香糖，两只脚还在不停地轮番跳动。
我浑身发抖——说实话，主要不是因为天冷，而是因为紧张。我心里一直不踏实。在布洛德穆尔的时候，我的顾问医师直言不讳地说我正在犯错误。他向我暗示，离开那里就断送了我本来很有前途的职业生涯。他对格罗夫诊疗所颇不以为然，对迪奥梅德斯教授更是嗤之以鼻。
“他是个离经叛道的人物，做过许多与群体治疗有关的尝试——有一段时间曾在福尔克斯供职。20世纪80年代在赫特福德郡办过替代性治疗社区。这种形式的治疗社区，尤其是现在，从经济上是行不通的……”
他先是欲言又止，然后压低嗓门说：“我不是吓唬你，西奥。我听到一些传言，说那个地方要被砍掉。可能不出半年，你就会发现自己丢了饭碗……你真的不反悔？”
我沉默了片刻，但只是出于礼貌。
“肯定。”我回答说。
他摇摇头：“我看这是职业上的自杀。不过既然你决心已定……”
我没有跟他说艾丽西亚·贝伦森，也没有说我希望为她进行治疗。我本来可以用他能明白的话进行解释：通过对她的治疗，我可能会写出一本书或者发表一篇论文什么的。可是我知道这样说等于是对牛弹琴；他还是会说我犯了错误。也许他说得对。我很快就能找到答案。
我掐灭手中的烟，抑制住紧张情绪，走了进去。
格罗夫诊疗所位于艾奇维尔医院最老的那个部分。原先那座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建筑，早就被四周高大的、外形丑陋的附加设施和扩展部分所包围，相形之下显得非常矮小。格罗夫诊疗所位于这片建筑群的中心。它的围墙上安装了一排鹰眼似的摄像头，这是唯一能说明里面的人非常危险的标记。他们对接待处的布置可谓不遗余力，为的是让它具有友好的氛围——里面放了几张蓝色的长沙发，墙上贴着粗陋且孩子气的绘画作品，那是病人的创作。我觉得它不像家防范严密的精神病诊疗所，倒像家幼儿园。
一个高个子男人来到我身边，微笑着伸出手，自我介绍说他叫尤里，是诊疗所的护士长。
“欢迎你来到格罗夫，”尤里说，“我们没有欢迎委员会，只有我。”
尤里约莫有三十七八岁，人长得很帅气，体形优美，满头黑发，领子没有遮住的脖子上有蜿蜒的部落文身。他身上除了有股烟味，还有修面后留下的须后水香气。他说话略带一些口音，但英语说得非常完美。
“我是七年前从拉脱维亚过来的，”他说，“当时我一句英语也不会，可是一年后就很流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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