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钦佩。”
“其实也没什么。英语比较容易，拉脱维亚语就难得多了。”
他哈哈一笑，从腰间的皮带上取下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从中取出一套递给我。
“这是单人病房的钥匙，你会用得着的。你还得知道每间病房的密码。”
“还不少呢。我在布罗德穆尔的时候只有几把。”
“是啊，不过我们最近提高了安全级别——自从斯特芬尼走马上任之后。”
“斯特芬尼是谁？”
尤里没有回答。这时候从接待室后面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女人。尤里冲她点了点头。她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年纪是四十五六岁，留着两边修成锐角的波波头。“我叫斯特芬尼·克拉克，”她说，“格罗夫诊疗所的主管。”
斯特芬尼对我敷衍地笑笑。她与我握手时，我留意到她的握手比尤里有力度，握得比较紧，却少了几分热情。
“作为主管，”她说，“我优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不仅是病人的安全，还有每个工作人员的安全。如果你都不安全，那你的病人也不会安全。”接着她递给我一个小东西——便携式警报器。“这个东西你要随身携带。不要把它供奉在办公室里。”
我尽管不想要，还是连忙说：“好的，主管。”如果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最好还是别去惹她。我对以前的几个比较专横的病房主任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避免冲突，服从管理。
“很高兴见到你，斯特芬尼。”我微笑着说。
她点点头，脸上没带任何笑容。“尤里会领你去你办公室。”说完她就扬长而去，没再看我一眼。
“跟我来吧。”尤里说。
我跟着他来到病房入口处——那是一扇强化的钢门。大门旁边有个由保安操纵的金属探测器。
“你肯定知道这规矩，”尤里说，“任何利器——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都不准带进去。”
“打火机也不行。”保安在检查的时候从我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指责的目光看着我补充了一句。
“对不起，”我说，“我忘了还有打火机。”
尤里示意让我跟着他走。“我带你去你的办公室，”他说，“这时候大家都在参加社群集会，所以这里很安静。”
“我能去参加吗？”
“社群集会？”尤里感到惊讶，“你不想先习惯一下环境？”
“习惯环境的事不急。如果不麻烦你的话。”
他耸了耸肩：“那就随你。这边走。”
他领着我穿过几条走廊。走廊两边是上了锁的病房门上的小圆窗——有节奏的敲门声、插销的插拔声、钥匙的转动声。我们走得很慢。
显而易见，这幢房子已年久失修。墙上的油漆已起皮剥落，走廊上弥漫着一丝发霉和腐臭的气息。
尤里在一扇关着的门前停下，点头示意说：“他们都在里面，进去吧。”
“好的，谢谢。”
我稍加迟疑，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5
集会的房间呈长方形，窗户很高，且有栏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红砖墙。房间里有一股咖啡的香味，还有尤里的须后水的残留气息。大约三十人坐成一圈。大多数人手里捧着盛着茶水或咖啡的纸杯，有的在打哈欠，并尽量不让自己睡着。有的人咖啡喝完了，就用手摆弄着空纸杯，或把它捏扁，或把它压平，或把它撕碎。
这样的集会每天有一两次，它的性质介乎行政会议与小组治疗之间。讨论的话题涉及诊所管理以及病人护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迪奥梅德斯教授喜欢说：“这是一种尝试，它让病人参与自己的治疗，并鼓励他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毋庸讳言，这种尝试一般都不能奏效。迪奥梅德斯在集体治疗方面的背景，意味着他对各种形式的集会都很感兴趣，并鼓励尽可能多地举行这类会议。也可以说，只要有听众，他就显得特别高兴。他站起身，伸出手来对我表示欢迎，并示意我走过去。我觉得他似乎有一点戏剧表演的才华。
“西奥，你来啦。过来过来。”
他说话略带希腊口音，不过已几乎听不出来了——基本上都改掉了，因为他在英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他长得一表人才，虽已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铄——有一股年轻人的活力与调皮，不像个精神科医生，倒像个不讲礼数的大叔。这并不是说他对病人不尽心尽力——早上他来得比清洁工还早，晚上值夜班的人来了，他还没有走，有时候他就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他有过两次离异，经常开玩笑地说，他的第三次婚姻最成功，那就是他与格罗夫诊疗所的结合。
“坐这儿，”他指着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说，“坐，坐，坐。”
我欣然从命坐下。迪奥梅德斯热情洋溢地对我进行了介绍：“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心理治疗师西奥·费伯。让我们一起欢迎西奥加入我们的小家庭——”
迪奥梅德斯讲话的时候，我的目光扫视着这个圈子，想看看谁是艾丽西亚。可是我没看出来。除了迪奥梅德斯一本正经地穿着套装，戴着领带，其他人大多数穿着短袖衬衣和T恤衫。我很难分清谁是病人，谁是工作人员。
我熟悉的面孔只有两张，其中之一是克里斯蒂安。我是在布罗德穆尔工作时认识他的。他是个喜欢打橄榄球的精神科医生，鼻子并不挺拔，胡须是黑色的，模样挺耐看。我到布罗德穆尔不久，他就离开了。我并不特别喜欢他；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也不太了解他，因为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间毕竟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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