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不明白你刚才说的‘可怜的人’指的是谁？”我问。
她看着我。
“当然是那个写匿名信的女人。”
“我可不会把同情心浪费在她身上。”我冷冷地说。
邓恩·卡尔斯罗普太太倾身向前，一只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你没发现，也没感觉到吗？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她得多么的绝望、多么不快乐，才会一个人会坐下来写这样的信啊。她该多么孤独，多么与世隔绝。她的心被毒药一遍遍地侵蚀，最终邪恶地找到了这种发泄方式。因此我才会觉得非常内疚。这个镇上竟然有人如此不快乐，而我却完全不知道。我应该知道的。我们不能干涉别人的行为——我从来不这么做。可那种绝望的内心的痛苦，就像一条中毒的手臂，乌黑肿胀。如果能把整条胳膊割掉，毒液就会彻底驱除，不造成任何伤害。哦，可怜的灵魂，可怜的灵魂。”
她起身准备离开。
我并不同意她的看法。无论是谁写了匿名信，我都对她毫无同情心。不过我还是好奇地问：“你是不是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卡尔斯罗普太太？”
她用那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
“我可以猜测一下，”她说，“但可能会猜错，是不是？”
她迅速地往门外走，突然回过头问：“告诉我，伯顿先生，你为什么一直没结婚？”
这个问题如果是其他人问，就显得有点鲁莽，但是从卡尔斯罗普太太嘴里问出来，就让你觉得她只是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并非常想知道答案。
“可以这么说吗，”我挖苦般地答道，“是因为我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女人。”
“可以这么解释，”卡尔斯罗普太太说，“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显然有很多男人都没有娶到合适的女人。”
这次，她真的离开了。
乔安娜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她有点疯狂，不过我喜欢她。村里的人都怕她。”
“我也有点怕她。”
“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是的，而她的猜测往往能蒙对。”
乔安娜慢慢地说：“你真的认为写匿名信的人很不快乐吗？”
“我不知道那个该死的巫婆是怎么想或怎么感受的！我根本不不关心这个问题，我只为她的受害者们难过。”
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真是奇怪，我们当时猜测谁是那支“毒笔”的主人时，竟然忽略了最明显的一个人。格里菲斯曾经说她可能会兴高采烈；我觉得她可能会感到后悔；而卡尔斯罗普太太则认为她正经受着痛苦。
但我们恰恰忽略了最明显、最无法回避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是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恐惧”。
随着辛明顿太太的死亡，那些匿名信已经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不知道法律上如何定义——我想辛明顿应该知道——但很显然，造成一人死亡，写信人的处境就很危险了。如果写信人被找出来，人们绝对不可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一笑了之。警方非常积极，一位苏格兰场的专家也介入了。现在，匿名信的作者保持匿名变得更加重要了。
既然“恐惧”是第一反应，那么其他事情也会跟着发生。然而我当时也忽略了这些可能，尽管这些事是很明显的。
2
第二天早晨，乔安娜和我下来吃早餐的时间都晚了。我是说，按照林姆斯托克的标准来说晚了。当时是九点半，如果在伦敦，这个时间乔安娜可能刚睁开一只眼，而我恐怕还在梦里呢。然而当帕特里奇问“早餐是八点半开始还是九点”时，乔安娜和我都没好意思建议推迟一小时。
让我不太高兴的是，艾米·格里菲斯正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和梅根聊天。
一看到我们，她立刻表现出一贯的热情。
“嗨，懒虫们，我已经起床好几个小时了。”
那当然是她自己的事。医生都要很早就吃早餐，而她尽职的姐姐就要为他准备茶或咖啡。然而，这不是打扰睡意正浓的邻居的理由，而且早上九点半并不是拜访别人的合适时间。
梅根迅速溜回屋子，进了餐厅。我估计刚才艾米·格里菲斯打断了她的早餐。
“我说过我不进去。”艾米·格里菲斯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强迫主人在门口聊天要比进屋谈话好一些。
“我只是想问问巴顿小姐，有没有多余的蔬菜放到我们在主路上设立的红十字会施舍摊上。如果有的话，我就让欧文开车来取走。”
“看来你一早就出门了啊。”我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艾米说，“这个时间比较容易找到你想找的人。接下来我要去找派伊先生，中午去布兰登家。差不多就是这条线路。”
“你精力真充沛，我听着都觉得累。”我说。恰在此时，电话响了，我回到客厅去接，
剩乔安娜含含糊糊地与她谈论大黄和法国豆，暴露出她对菜园的无知。
“哪位？”我冲着听筒问。
电话那头先传来一声困惑的深呼吸声，接着是一个女性的声音，语气中透着怀疑，感叹了一声：“哦！”
“哪位？”我又用鼓励的口气问。
“哦，”那声音又说，然后含含糊糊地问，“是不是——我是说——是不是小弗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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