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经手的事例中，没有这种情况。”
“留下遗书的情况比较多?”
“不是‘比较多’，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是百分之百留下了遗书。”
“从形式上看，那都是些谁看了都知道是遗书的信件?”
“是的。既有写明收信人的遗书，也有直接注明‘遗书’两字的信件。”
“都放在自己自杀后马上能发现的地方吗?”
“这方面的情况倒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在整理遗物时，在自杀学生的抽屉里发现的。不过无论如何，遗书的保存形式都带有自己死后能让别人发现的意图。”
这次轮到凉子点头了。“在你采访过的事例中，有多少家长在悲剧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前，根本不知道他为同学关系或受人欺凌而痛苦，直到读了遗书才知晓的呢?”
茂木悦男动了动脑袋，稍稍考虑了一会儿。
“家长会觉察到孩子有点不对劲，比如总是无精打采，不想去上学，经常讨要零花钱又不知花在了哪里等等。不过这些家长往往把握不到现象背后隐藏的严重事态，严重到足以导致孩子自杀。就我经手的事例而言，几乎都是这样的。”
“在你采访过的事例中，有没有学生拒绝上学，之后又自杀的情况呢?”
“有一起是这样的。那名学生拒绝上学的原因并非遭受欺凌，而是因成绩不好而感到苦恼。”
“在这起事例中，家长在事发前担心过自己的孩子会自杀吗?”
“他们说在事发之前，父母双方对孩子拒绝上学的现象都比较担心，但也没觉得会严重到自杀的程度。”
藤野检察官露出了向数学老师求教方程解法似的神情。“这么说，无论原因是受欺凌还是成绩不好，在由校内问题导致的学生自杀案件中，与自杀学生共同生活的家长往往很难发现预兆?这一点倒挺让入意外的。”
“呃……”茂木沉吟着，不慌不忙地拉开椅子，坐了下来，“首先我要指出，这绝不能一概而论。尽管我确实经手过多起类似的事件，但在我一无所知的其他场合也有学生自杀事件不断发生。”
“明白了。我只是想听听茂木先生基于采访经验得出的意见。”
“那确实可以回答说，很难事先发现。特别是遭受欺凌的孩子，往往害怕父母为自己担心，或觉得对不起父母，因此会竭力隐瞒。”
“只是在孩子死后才了解真实情况，通过遗书或日记，是这样吗?”
“是的。”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从周边了解到的信息表明自杀的学生生前曾为同学关系烦恼或受到欺凌，但本人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日记等书面形式的记录。”
“这样的情况我从未遇到过。”
“相反的情况呢?根据自杀学生生前的言行和生活态度，家长已经感到了危险，却不幸没能阻止孩子的自杀。”
“我知道一起类似的事例。”
一问一答畅快淋漓。难道他们事先商量过吗?这样两个人和和气气地排练法庭询问的场景，礼子难以想象。
“令人痛心的是，在那起事例中，去世的孩子患有精神疾病。”
藤野检察官偏了偏脑袋，问道：“你是否考虑过，柏木也可能患有类似的精神疾病?”
“没有。来访过他的父母后，我便确信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柏木的逻辑性很强，他父亲刚才也在证言中提到过，他非常善于语言沟通。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受到过幻觉或妄想的困扰。日夜颠倒的生活方式和用餐没有规律只是不上学带来的副作用，和疾病完余不同。”
“他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许是得了抑郁症吧?”
“抑郁症和郁郁寡欢可是有本质区别的。”茂木悦男的语气就像在耐心指出学生在解题时犯的错误，“就连柏木则之先生也不认为卓也需要医疗帮助。我去采访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刚才的证言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即使担心卓也，仔细观察他的双亲都没有感到医疗介入的必要性。仅凭这一点就能断定，卓也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为零。”
“原来是这样啊。”藤野检察官干脆地放弃了这个话题，“看来，卓也的死与你采访过的所有事例都不同，是一个极端离奇的特例，是吗?”
“确实与我接触过的事例都不同，但不能称之为‘特例’。”
“有与此类似的事例?”
“是的。”茂木点了点头，稍稍提高嗓门，“我认为，这和‘集体私刑’致死的情况极为类似。”
法庭上又响起一片叽叽喳唼的喧闹。连胜木惠子也抬起头看向证人茂木悦男。在此之前她可是陪审团中唯一沉浸在心事之中，对外界不闻不问的成员。
“集体私刑致死的情况有着具体的分类。说来有点话长，允许我在此作一下说明吗?”
“请讲。”藤野检察官坐了下来。茂木却站了起来，轻轻咳嗽一声，扫视着陪审团。
礼子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藤野检察官是将这位被城东三中视作无赖的媒体人士当成此类问题的专家传唤出庭。他的证言应该属于专家证言一类。
“首先，根据其目的是否为榨取被害学生的金钱，集体私刑可分为两大类。而对于以金钱为主要目的一类，本法庭不必关心，因此我也在此予以省略。”
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就得大刀阔斧，干净利落。
“另一类集体私刑即使会顺带榨取一些金钱，也明显存在其他动机。而根据实施私刑的团体与被害学生之间是否存在交友关系，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茂木悦男举起右手，竖起两根手指。
“其一，被害学生与该团体本就是一丘之貉，比如同属某个社团或活动小组。有一种情况是，被害学生想要脱离该团体，而其他成员对此感到极度不满，便对其实施暴力惩罚;另一种情况是，该团体发生内证，并发展为多数成员针对个人的暴力行为。内讧的起因常常与金钱和物品丢失，或者异性关系的矛盾有关。前者往往源于误会，或是外部人员所为，在团体内部解决的过程中引发暴力事件;后者多半是团体中年纪较小或性格较懦弱的成员勾搭上老大的交往对象，从而引发整个团体的众怒。”
陪审团中一名估计来自篮球社的高个子成员，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口若悬河的茂木悦男。
“总而言之，且不论团体本身的性质健康与否，这类集体私刑，本质上是为了惩罚违反该团体内部潜在‘纪律’或‘规则’的成员。因此，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受学校鼓励的社团之中。我采访过的事件中，就存在这样的实例：一名一年级学生无法忍受严酷的训练，以及成员间毫无理由的上下级关系，想要退出社团，受到高年级成员的私刑并致其死亡。在这起事件中，连顾问老师也对发生过不止一次的集体私刑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事件最终发展为民事损害赔偿诉讼，该教师出庭作证时仍然声称，这是为了让大家遵守社团纪律所必要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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