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他本人。”沃斯说，“那之后不久，一天，我走进一家犹太难民经常光顾的面包店。一个在排队的老妇女见到我之后，脸立马涨得通红，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她把我认成了我父亲。她说我杀了她的家人。”
沃斯伸手准备拿酒杯，但又停了下来，继续说：“最后，我终于知道了我父亲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杀人犯。他还不是普通的杀人犯，他手里沾满了几百万人的鲜血。如果我一直爱着一个犯下如此深重罪孽的人，那我成了什么?我母亲又成了什么?最糟糕的一点，艾隆先生，是我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赎罪。他不感觉可耻，相反，一直到死，他都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替他承担恶果的人是我，直到今天，我还觉得内疚。我现在是孤家寡人了。我妻子几年前去世了，我们没有孩子。为什么?因为我害怕我父亲骨子里的邪恶，我要让他的血脉传到我这里为止。”
坦言过后，沃斯似乎很累。他凝望着远方的山脉，陷入了沉思。最后，他转过头来，看着加百列和基娅拉，说：“但是你们大老远跑到门多萨来，肯定不是为了听我谴责自己的父亲。”
“实际上，我是为了这个来的。”
加百列把一张《年轻女人的画像》的照片放在沃斯面前。照片里的年轻女人静静地躺在桌上，像是另一位客人，只是还没有找到理由加入他们的谈话。沃斯小心翼翼地拿起照片，对着刺眼的阳光端详起来。
“我一直都很好奇它到底长什么样，”他的声音有些缥缈，“它在哪里?”_
“几天前它在英格兰被盗了。我的一个老相识为了保护它，丢了性命。”
“请节哀，”沃斯说，“但是我恐怕要说，你的朋友不是第一个因为这幅画丧命的人。很遗憾的是，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32
阿根廷，门多萨
在阿姆斯特丹，加百列听完了莉娜·赫茨菲尔德的证言。现在，在安第斯山脉脚下这个宽敞的露台上，他又为库特·沃斯唯一的儿子做了同一件事。彼特·沃斯选择从1982年10月的那个晚上说起。那晚，他母亲打电话来通知他父亲去世了，让他回巴勒莫的家里去。她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他，她说，是与他父亲和战争有关的一些事，他需要知道。
“我们坐在我父亲的病榻前，聊了好几个小时。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我母亲在说话。”沃斯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主要负责听。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父亲罪孽深重。她跟我说，他曾利用手中的权力敛取财富。她告诉我他是如何在把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和西伯利亚之前，把他们洗劫一空的，又是如何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雪夜，用一个小孩的命换来了一幅伦勃朗肖像画。最为糟糕的是，这世上还留有证明我父亲罪行的证据。”
“证明他通过胁迫的方式取得伦勃朗?”
“不光是这个，艾隆先生。有证据表明他从世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中谋取了暴利。”
“什么样的证据?
“最不利的那种，”沃斯说，“书面证据。”
与大多数党卫军成员一样，彼特·沃斯继续说道，他父亲保留了一份精细的记录。集中营的长官保留了大量记录他们罪行的材料。党卫军上尉库特·沃斯的手里则握着一本收支簿，上面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每一笔非法交易。他在瑞士开了几十个账户，存储他的交易所得。“几十个，艾隆先生。我父亲的财产太多了，他觉得把它们都存在一个账户里容易引起别人怀疑。”当盟军开始从东西两边夹击柏林，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库特·沃斯把各种分类账全部集中到一个文档里，上面详细地记载了每一笔财产的来源和对应的账号。
“他把钱藏在了哪里?”
“苏黎世的一个小型私人银行。”
“账号单呢?”加百列问，“他把单子放哪里了?”
“把账号单留在身边太危险了，它既关系到一笔巨额财富，又相当于一份书面起诉状。所以我父亲把它藏在了一个他以为永远都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此刻，加百列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他其实在格拉斯顿伯里见过那份证据，它就在克里斯托弗·利德尔电脑里的那些照片上——距离亨德里吉左肩几厘米的油画表面有两条细线交会在一起，一条是笔直的竖线，一条是笔直的横线。库特·沃斯把《年轻女人的画像》当作一个信封，一个估计是史上最昂贵的信封。
“他把它藏在了伦勃朗的画里?”
“没错，艾隆先生。账号单就在伦勃朗的原画和后来贴上去的另一块画布中间。”
“单子有多长?”
“三张葱皮纸，我父亲亲笔写的。”
“外面有套子吗?”
“外面包了一层蜡纸。”
“谁帮他藏进去的?”
“我父亲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结识了很多林茨特别行动组里的人，他们专门为希特勒掠夺艺术品。其中有一个人是修复师，就是他想出这种藏单子的方法的。等他把单子藏进去之后，我父亲就把他杀了，以示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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