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画呢?”
“他从欧洲逃出来之前，去了一趟苏黎世。他把画藏进了银行的保管箱。除他之外，只有一个人知道保管箱的账号和密码。”
“你母亲?”
彼特·沃斯点点头。
“你父亲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把钱转移到阿根廷呢?”
“因为条件不允许。当时盟军一直在密切关注瑞士所有银行的财务交易，把一大笔钱和其他财产从苏黎世转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账号单，我父亲不敢在逃跑的路上带着它。如果他在逃往意大利的途中被抓，那张单子一定能让他判死刑。他没办法，只能暂且把钱和单子留下，等风波过去之后再说。”
“他等了多久?”
“六年。”
“你和你母亲离开欧洲的那一年?”
“没错，”沃斯说，“我父亲派人来接我们走，他让我母亲去苏黎世一趟，让她把画、单子和钱都取出来。我当时还不太明白周围的情况，只记得母亲进了银行，我站在外面的街上等她。十分钟后，她出来了，我知道她一直在哭。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立马喝止我，让我别说话。之后，我们上了一辆电车，漫无目的地在市中心绕圈。我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嘴里一遍又一遍念叨着同一句话：‘我要怎么跟你父亲说?我要怎么跟你父亲说?’”
“画不见了?”
沃斯点点头：“画不见了，单子不见了，钱也不见了。那个银行行长告诉我母亲，他们从没有开过那些账户。‘你肯定记错了，沃斯太太，’他跟她说，‘可能是别家银行。’”
“你父亲有什么反应?”
“他很愤怒，当然。”沃斯停了一下，接着说，“很讽刺，不是吗?我父亲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偷来的钱又被别人偷走了。可以说，那幅画成了他的刑罚。他避开了司法审判，但他终生都放不开那幅画，终生都在寻找藏在那幅画里的财富。”
“他之后还找过吗?”
“还找过一次。”沃斯说，“1967年，一名阿根廷外交官同意替我父亲到瑞士跑一趟。他们达成协议，不管找回多少钱，都要拿出一半上交阿根廷国库。上交国库前，那名外交官可以从中拿一笔回扣。”
“结果怎么样?”
“那名外交官到瑞士后没多久便发来消息，说他和我父亲存钱那家银行的行长见过面了，他很有信心会满载而归。两天后，有人在苏黎世湖发现了他的尸体。瑞士方面的死因调查组称他在码头看风景时失足掉进了湖里。我父亲不相信。他觉得那个人肯定是被谋杀的。”
“那名外交官叫什么?”
“卡洛斯·韦伯。”
“你呢，沃斯先生?”一段长时间的停顿过后，加百列问，“你有找过那笔钱吗?”
“老实说，我想过。我想，把钱找到之后，可以还给那些被我父亲洗劫一空的犹太人，可以用来赎罪。但最后，我发现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苏黎世的那些守财奴在守护他们的秘密宝藏时极为谨慎，艾隆先生。他们的银行看上去可能很干净，很整洁，但其实很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士的银行拒绝了那些壮着胆子来取寄存物品的人，不是因为银行里没有他们的钱，而是银行不愿意把钱还给他们。我作为一个杀人凶手的儿子，又有多大希望能够把钱拿到手呢?”
“你知道你父亲把东西存在谁的银行里吗?”
“知道，”沃斯斩钉截铁地说，“沃尔特·兰德斯曼。”
“兰德斯曼?这个姓怎么这么熟?”
彼特·沃斯笑了笑：“因为他儿子现在是欧洲财力最雄厚的金融家之一。实际上，前两天他还上了一次新闻，说是发起了一个新项目，帮助非洲战胜饥饿。他叫……”
“马丁·兰德斯曼?”
彼特·沃斯点点头：“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我不相信巧合，沃斯先生。”
沃斯举起酒杯对准阳光，“我也不相信，艾隆先生，我也不相信。”
33
阿根廷，门多萨
加百列和基娅拉在一大群蝴蝶的簇拥下开车驶出葡萄园。他们回到门多萨的意大利广场，在酒店对面的一家户外小餐厅吃晚饭。
“你喜欢他，对吧?”基娅拉问。
“沃斯?”加百列缓缓地点点头，“比我想象中更讨人喜欢。”
“问题是，你信他吗?”
“他的故事与众不同，”加百利说，“我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库特·沃斯很容易受人摆布。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战犯，是一个被通缉的人。二十多年过去了，那笔财产一直放在兰德斯曼的银行里，一日日地累积。某一天，兰德斯曼打定主意，沃斯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说服自己私吞那笔钱，然后清除了所有账号和交易记录。”
“这样一来，在大屠杀中掠夺的那笔财产就凭空消失了。”基娅拉讽刺地说。
“正如那些财产曾经的主人一样。”
“那油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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