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蔡治邦走上审判席，准备开庭。向渊、颜慕曦坐在公诉席上，将手机调成静音，放入包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高海富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律师金昌利也出席法庭，坐在与公诉人同一排的位置。坐在旁听席上的，大部分都是高海富的亲友，在最后一排，坐着钟天崖的母亲。蔡治邦敲了一下法槌，说：“现在开庭，传被告人钟天崖到庭。”
法警将钟天崖押上法庭。颜慕曦的眼睛一直注视着钟天崖，钟天崖也朝公诉席望去，看到了颜慕曦关注的眼神。
蔡治邦问：“被告人钟天崖，你对起诉书指控你故意杀人罪有什么异议吗?”
钟天崖大声说：“有!我不是故意杀人，我是正当防卫。”
蔡治邦说：“你可以向法庭陈述。”
接下来，钟天崖向法庭陈述了他正当防卫中致高斌死亡的经过。
蔡治邦说：“公诉人可以向法庭举证。”
颜慕曦举证道：“公诉人宣读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笔录：‘我下车一看，前车是豪华版的兰博基尼，估计修理费得上百万，心想自己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呀。我再一看，这附近也没有摄像头，于是想赶紧逃逸。这时，前车的司机追过来，要求我赔偿，我想甩开他，结果他纠住我不放，我非常害怕，掏出随身携带的跳刀，一刀就把他捅倒了。然后，我拿着跳刀，上车就逃逸了。我先是开车逃到了抚河大堤上，把杀人凶器扔进了抚河，然后把车开到郊区一个偏僻的修理店修理，办完这些，我就回家了。’”
蔡治邦问：“被告人，你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有无异议?”
钟天崖说：“有，这个口供是侦查人员威胁我签字的，是不属实的。”
接下来，钟天崖详细陈述了侦查人员赵鸿飞威胁他签字认罪的经过。
蔡治邦问钟天崖说：“这个事你在庭前会议中已经提过了，你现在再提这个事，能提供什么新的证据吗?”
钟天崖反问道：“我被关在里面，怎么提供证据?”
蔡治邦与其他两位审判员简单商议后，说：“鉴于被告人不能提供新的证据，本庭决定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辩护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有什么异议吗?”
陈若怡说：“有，辩护人认为，应当采信被告人的当庭辩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中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以审判为中心，核心就是以庭审为中心。开庭的意义是什么?开庭就是为了当场听取当事人的申辩。西方有句法谚：‘我们要听来自马嘴的声音’，据此，西方国家普遍设立了传闻证据规则，即在法庭之上，只有当事人、证人的当庭陈述是可以采信的，庭前笔录作为传闻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笔录是经过侦查人员整理、过滤的产物，不是‘来自马嘴的声音’。我国的刑事侦查是封闭式的，公安机关可以自行决定采取拘留、监视居住以及搜查、扣押、冻结等人身和财产强制措施，一个公民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沦为犯罪嫌疑人，即刻就会丧失人身自由，成为一头困兽，无力反抗。而且，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还不健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能谈论案情，调查取证又得不到单位和个人的配合，如果取了无罪证据，还可能被以涉嫌触犯《刑法》第306条为由，遭受刑事追究。所以，一个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的公民，纵然是无辜的，却也只能被囚禁在黑暗的角落里，任由强大的公安机关去搜集给自己定罪的‘证据’。”
蔡治邦打断说：“请辩护人注意，请直接发表辩护意见，不要跑题。”
陈若怡说：“好的，我没有跑题，我要说的就是被告人的认罪口供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口供一直被视为证据之王，因而，公安机关收集证据的重点就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笔录。而这个获取口供的过程，是完全不被监督的。公安人员可以刑讯逼供，也可以采取威胁、引诱、欺骗等各种方法迫使犯罪嫌疑人在口供笔录上签字画押。我想请问在场的各位，包括尊敬的法官在内，如果您处于被告人所处的困境之下，您会作出怎样的选择?我想任何一个有孝心的人，都会作出和被告人相同的选择。所以，被告人在口供笔录上签字是迫不得已，情非所愿，这种非法方式取得的笔录，怎么能成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据呢?现在被告人就活生生地站在法庭上，向法庭讲述事情的经过，陈述他的冤情，而公诉方完全不听他的亲口陈述，却在这里大段地宣读那些不知怎么得来、被告人完全不承认的口供笔录，这何以体现司法的公正呢?基于以上理由，我恳请法庭采信被告人的当庭辩解，判决被告人无罪，谢谢!”
蒋国根租住地在市北郊，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好在市南郊，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6月20日上午7点，蒋国根就出门，赶往市中级人民法院，准备出庭作证。
蒋国根从来没有出过庭，想到即将出庭作证，心里不免感到紧张。他一边走，一边在想到了法庭怎么说?法庭会不会相信他说的话?法官会问他一些什么呢?
蒋国根一边想着这些问题，一边匆匆向马路对面的公交站走去。当他正急匆匆过马路时，手机响了。蒋国根掏出手机一看，是陈若怡律师的电话，赶紧接听。陈若怡在电话中问：“蒋师傅，您出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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