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这样不友好吗?”
“换了我，我就不生气。不是针对你。特伦斯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的死对我们打击很大。珀尔还没有恢复。”
“为什么发泄在我身上呢?我根本不认识他啊。”
“她很要强，虽然她其实没有表现出的那么坚强。她就是嘴硬心软。”
“是啊，我信。”
我从圣特雷莎大街右转进入卡巴莱罗路，此路为一个街区的长度。我的办公室在三幢小平房的中间。不仅租金便宜，而且位于市中心，市图书馆、法院和警局步行即到。我停在门口。这里车位很多，因为从我搬进来到现在，两边的平房都没住过人。丹迪下车，等我锁好车门一起走。他有种高贵的气质，大概是因为那件礼服衬衫和他眼中的神采。我忽然觉得他是相当有智慧的呢。打住，我怎么能这么想。流浪和有智慧是相互排斥的特征吗?他流落街头可能有很多别的原因。
我率先走上台阶，打开门，请他进来。“我去煮一壶咖啡，你喝吗?”
“好的，”他跟着我进了门。
“你随便坐，我一会儿就来。”
“谢谢。”
我冲了冲咖啡壶，放回咖啡机上，再换上一张干净的滤纸。扭过头，我看到外间的丹迪在浏览我的法律书和各种教材，从《加利福尼亚刑法》到1980年版的《射击圣经》。我的书还包括《指纹技术》《谋杀病理分析》等偷窃、抢劫、纵火案、犯罪心理方面的技术大典。
他慢慢踱到里间办公室时，咖啡已经煮上了。我从厨房出来，脑中忽然一个闪念，他可能想顺走点什么，随即意识到我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没有现金，没有药，没有处方，抽屉里也没有酒。他若是想要支圆珠笔，我很乐意送给他。
他坐在办公桌对面的会客椅中，对我的小天地很好奇。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椅里，跟随他的目光四处看。果然，我的办公室丝毫没有个人特色。一棵人造榕树是用来提升品位的，可是假树能有什么品位?没有家庭合影，没有风景画，没有小摆设，没有印着“快速办理保释手续”的镇纸。只能这么说，我的办公室很干净，全部文件都放进文件夹，收进沿墙摆放的文件柜。
他微微一笑。“很舒适。”
“还可以，”我说。“我能问个私人问题吗?”
“趁我还没有起誓。”
“我想知道你来圣特雷莎的原因。”
“我家在这儿，离这里三个街区。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在圣特雷莎高中教数学。”
我撇撇嘴。“数学可不是我的强项。”
“我也一样，”他笑起来露出两只酒窝，洁白好看的牙齿和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
“你上过圣特雷莎高中吗?”我问。
“上过。1933级毕业，那时你还没出生呢。我在城市学院读了两年，没什么用。”
“真的吗?我也是，我上了两个学期，然后退学了。现在想想应该坚持，不过要我回去，我是不愿意的。”
“年轻时应该读书，到我这个年纪就太迟了。”
“嗨，到我这年纪也迟了。你喜欢学校吗?我不喜欢，至少不喜欢高中。我是矮墙生，不爱学习，经常抽烟。”矮墙生指那些上课前、下课后在校园后面的矮墙边游荡的学生。
“我当年是全优生。后来嘛，大概在你出人头地的时候，我已经一落千丈了。”
“我算什么出人头地。”
“和我比起来算是。”
他将自己视为命运的牺牲者或是现实主义者，我无从知晓。我听到咖啡机汩汩的叫唤渐渐停止，便站起身。“咖啡里放什么?”
“牛奶，两粒糖，谢谢。”
“糖有，牛奶恐怕危险。我想想办法。”
我走去厨房，打开小冰箱，闻了闻盒装牛奶。有点味道，不过听说牛奶在瓶口的残留一般会先变质。我倒出两杯咖啡，往自己那杯里倒牛奶，发现并没有变质结块。我往他的咖啡里倒了牛奶，把盒子放回冰箱。
我把咖啡杯和两袋糖递给他，重新坐回转椅里。“免得我忘了……”我弯腰从脚边的皮包里拿出三包烟，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算是贿赂吧。”
“非常感谢。我带给他们俩。”
“特别是珀尔，希望能提升我在她心中的形象。”
气氛有点沉闷。通常我不会打破沉默，而是让对方一点点说出心里话。这一次我先开了口。“我想你走这么远不仅仅是礼节性的拜访吧。”
“不完全是。别误会，不过你打听特伦斯的事情的确让珀尔很恼火。”
“这点我很有体会。不能问吗?”
“她说你像警察。”
“我确实曾经是警察，很久很久以前。我在圣特雷莎警局待了两年，然后离职。我喜欢按规矩办事，但我不喜欢听命于人。”
“可以理解，”他说。“还有，特伦斯才死还不到一天，你就来到处打探。她的原话，不是我说的。”
“‘打探’这词用得奇怪。我说过，希望找到他的家人，这不犯法吧。现在他是一具无名尸，名字可能叫特伦斯，我们只知道这些。法医办公室这周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说我来查查看吧。她觉得我有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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