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7日，诸事不顺。国会支出10，640.14亿，联邦债务增至26，010.3亿，失业率高达5.5%，邮票一等品的价格从22美分飞涨至25美分。这是国家大事。我一般不关心自己控制不了的问题。那些经济政策、削减预算、国民生产总量什么的，政治家又不会征求我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观点(前提是我有一个观点)，不过我非常清楚，没人会搭理我，那还谈什么呢?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主宰自己的小日子。我的小日子就在距洛杉矶150公里的南加州小镇里。
我叫金西·米尔霍恩，私人侦探，女，38周岁。我租的办公室是一栋有两间房的小平房，带卫生间和厨房，位于圣特雷莎闹市区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小镇居民85，810人(减去两个刚死的)。既然我是唯一的雇主兼雇员，公司规模不宜大，只做些失踪人口调查、背景调查、证人追查、代办手续之类的业务，自己养活自己，偶尔也接些法律、财务、房产纠纷写诉状的活儿。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法律与秩序，忠诚，爱国情操这些惨遭时代抛弃的传统价值观。我还坚信勤劳致富。我按时纳税，每月还账，所有节余存进退休金账户。
到达法医办公室后，我被领到一处隔间，四周从上到下严严实实地拉着窗帘。我很好奇，但并不担心，我已经排查了所有我认识的以及我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我的圈子里还有一些联系不太紧密的人，但我觉得他们的死不会和我有关系。
尸体平躺在尸检床上，一块白布从脚盖到下巴。一眼就能辨认出不是我认识的人。尸体皮肤灰暗，隐约呈现出的黄色说明肝脏组织严重受损，甚至是致命损伤。他的五官软塌塌的，像被侵蚀了千年的岩石一样松散无力。生命不只让五官动起来，它还赋予了人们灵气。这个人，毫无灵气。
死者70出头，白种人，比每天只吃水果蔬菜的节食者重不了多少。从酒糟鼻子和脸部破裂的静脉血管来看，他的饮酒量远超普通成年人。有时死者看起来像是睡着了，可这人不像。我仔细观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仍有呼吸。不管他被施了什么魔咒，看来是永久生效了。
那天早上，有人在睡袋里发现了他的尸体。睡袋在海滨沙滩上挖出来的洞里，那里是他的露营地。洞的上方有一丛冰雪花，盛开在自行车道和沙滩之间，路过的人很难发现他的露营地。那里是流浪人群白天爱待的地方。到了晚上，运气好的能在当地收容所找到铺位，运气不好的只能自己找地方睡觉。
海滩公园在日落后半小时关闭，第二天早上6点开放。市政条例规定，在公园、公共街道、公共停车场以及公共海滩留宿属非法行为，因此几乎没有公共区域可供免费居住。这条法令意在禁止流浪者随意露宿在商业区，结果迫使他们在桥洞里、高速公路天桥下、树丛等等隐蔽处搭建临时住处。警察有时驱赶他们，有时采取其他方式，这取决于当地居民对穷人的看法，是愿意平等相待还是漠不关心。往往是后者。
初步检查确认，截至法医调查员联系我的时间，死者死亡近18小时。阿伦·布卢姆伯格1975年左右就在圣特雷莎镇法医办公室工作，几乎和我离开圣特雷莎警局、去给本和莫利打工同一时间。我自己的公司开张那一年，阿伦被克恩县治安办公室聘走了，一直干到最近才退休。他和很多热爱执法工作的人一样，一辈子都闲不下来，6个月前又回到了本地法医办公室。
阿伦60多岁，额顶的发际线己悄然后退，头顶上盖着一堆灰色的软毛，类似初生雏鸟的羽毛。两只招风耳，颧骨突出，笑起来时扯起嘴角两边深深的纹路，活像一只牵线木偶。我俩一言不发地站了片刻，他观察着我的反应。“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看像是流浪汉。”
阿伦耸耸肩。“我也这么认为。有一群流浪汉最近聚集在圣特雷莎酒店街对面的草地上，之前他们住在市游泳馆旁边的公园里。”
“谁报的案?”
他摘下眼镜，用领带头擦拭镜片。“一个叫克罗斯的人。今天上午7点，他去沙滩用金属探测器找硬币，看到一只睡袋，以为是扔掉的，但看着有点奇怪，于是就跑到路边，拦下了路过的第一辆警车。”
“当时周围还有别人吗?”
“就是那些流浪汉吧。医务人员到达之后，人都散了。”他看看眼镜上没有污渍，便架回鼻梁上，仔细地把金属腿儿挂到耳后。
“受过虐待吗?”
“表面上没有。帕尔切克医生不在。她已经有了两个尸检预约，这人只能排在最后，等着她出评估报告了。自从医保制度实行以来，不是送来的所有尸体都需要她出具报告。”
“你觉得他的死因是什么?他像是有黄疸。”
“不好说，不过这些人的死因能是什么呢?生活太苦了。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来这么一具尸体。睡着了就再也醒不来。丙肝、贫血、心脏病、酒精中毒，都有可能。如果知道他的身份，我就可以查询所有医院的记录，他应该在近20天内看过医生。”
“查不到身份?”
阿伦摇头。“只有写着你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纸片。我取了他全手指纹，传真到萨克拉门托的司法部门。马上就是周末了，等到有人处理，估计在下周三、周四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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