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了卫生间后，FBI先生说：“我们让你朝哪个方向你就得朝哪个方向，要是敢转过来，你就死定了，听懂了吗?”他喜欢强调“你就死定了”这句话，在过去的两周里我已经听过这话五千万次了。
我回答道：“听懂了。”
他强调说：“卫生间里没镜子，所以你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你身后。”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样子，那可能会吓到我。
我回答：“好的。”
FBI先生说：“那儿有一桶水，还有肥皂、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衣服。”
我说：“好的。”真希望我能跟得上这些复杂的指示。
他们开始将我眼前和脸上缠的几英里长的胶带撕下去，有那么一刻，我怀疑当他们最后把胶带全撕掉时我还能不能看见。我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什么都看不见了，几乎已经习惯了黑暗的世界。撕最后几层的时候很疼，胶带粘着我的皮肤，皮开肉绽的，敏感极了。他们撕的时候却好不怜香惜玉，最后猛扯了几下，拽掉了我的一撮头发，因为没洗过，上面还覆盖着油脂。当撕掉最后一层时，一只手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看见是黑色的，正如我所料，值夜班的人至少有一个是非裔美国人。这一点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可能是任何人，我的确记得在停车场绑架我的人里有一个是大块头的非裔美国人。
撕完胶带，他说：“去洗洗吧，浑身上下都彻底洗洗，脸、胳膊，还有蛋。”出于某种原因，他强调了“蛋”这个词。
他们关上了门，我独自待在卫生间里，几乎睁不开眼，因为胶带上残留的胶水几乎把我的眼睛都粘上了。起初，虽然光线很暗，但还是让我眼睛很不适应。我看见自己待在一个大概十六平方英尺的小卫生间里，里面有一个水槽和一个马桶，刷着白色的灰泥墙，铺着黑色的混凝土地板。就是在这么个卫生间里我度过了大部分的白天时光，马桶上有个扶手，我猜我就是被拴在这上面。卫生间很脏，好像从来都没清洗过。我面前有一个小桶，里面盛着可能比我身体还脏的水，另有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一个牙刷和一管牙膏。显然他们搜查了我的衣橱，因为他们也带来了一套我的换洗衣服。
我穿着的衣服已经肮脏不堪，衬衫被扯烂了，没人能想象得出它曾经是白色的。我看看自己的胳膊，烧伤处起泡发黑，看起来已经感染了，一碰就疼。有一处感染得很严重，但我却只能听之任之。
我发现自己的鼻子和耳朵都在流血，胶带剥落了我的一层皮肤。看着这桶脏水时，我才意识到这水跟我被关在卫生间里时他们给我喝的是同样的水，而他们给我喝水的瓶子也是挨着水槽放的，喝这水我都没生病简直是奇迹。我尽量去洗，但用这种水洗，我可能洗得更脏。我想用那一小块儿肥皂片洗洗头发，脸是没法刮了，虽然已经蓄起了大胡子。刷牙也不容易，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物品有限，水也很脏，但能够洗漱我已经很知足了。我脱下满是尿渍的裤子和扯烂的衣服，换上了他们带给我的衣服，才意识到自己瘦了不少。裤子直往下掉，我不得不抓着提起来。他们没给我腰带，也许怕我用作武器，或者是出现更糟的情况，那就是在他们拿到战利品之前我就上吊自杀。洗漱完后，虽然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看我还是脏兮兮的，但我感觉上总算是好点了。
我洗完以后喊他们进来。他们开门时让我转过身，立即开始在我眼前和脸上缠胶带。他们用了得有三卷胶带，等他们满意了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可怜的男性木乃伊。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惊喜：一个头套，一直套到了我的锁骨处。头套让我呼吸困难，我又得适应另一件事了。我想也许他们不会再给我东西吃了，因为戴着头套是没法吃东西的。这头套闻起来就像银行装过硬币的袋子一样。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再在我的耳朵里放蜡球。也许是他们忘了，但我很庆幸，因为我的耳朵受了伤，担心会感染。
FBI先生问：“感觉好点了吗?”
我答道：“好点了。”真是太好了，其实我的确感到比之前好了一点。
他们把我带回了纸板箱，给了我一个丹麦面包。有两种，他们让我选择想要哪种。我说无所谓，但他们坚持让我选，所以我选了一种。我不得不把头套撩起来，否则没法吃东西，因为现在我的嘴被遮住了。我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说，所以估计他们对此是有准备的。他们给了我一瓶苏打水和一支烟，吃喝完毕，我就坐在那儿适应这个“打扮”了脑袋的新头套。他们似乎非常在乎我能否看见他们，也许这是好现象，当然了，也许不是。
FBI先生通知我他们已经懒得再接我家打来的电话了，所以不会再接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安装一部留言机，认为重要的电话就让我打回去。这对我来说是好事。我不喜欢在这儿接电话，接电话越少越好，说错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口误都会让我身陷麻烦。当然了，我没法想象还能有什么麻烦比现在遇到的更糟糕。
我躺回去休息，一番简单的洗漱让我舒心不少。我无事可干，也改变不了什么。救兵并没有来，我的命运还是操纵在这帮精神异常的犯罪分子手中。当时我还没意识到，但之后我便明白，我的命运其实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渐渐进入了梦乡，现在玩的是等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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