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生命中最恐惧的时刻，我两只脚的脚趾都动不了。
她淡淡地说：“你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脊柱错位了，流失了大量脊髓液，医生考虑有瘫痪的可能。”
我想大哭一场，可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幸运地活了下来，现在却被告知瘫痪，放我一马吧!难道非要祸不单行吗?
我努力发出声音，却只能喃喃地说：“我还受了什么伤?”
她说：“你的膀胱上部憋坏了，脾脏损坏，盆骨骨折。”
我全身上下，包括胳膊、双腿和臀部，都有大量擦伤、割伤和烧伤，但跟其他伤病比起来，这些就太轻微了，几乎无关痛痒。我经历了六个小时的手术，他们把我像哈密瓜一样切开，看看有多少重要器官被损坏、无法正常工作。现在我回想起来，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当时，我对发生的事情还茫然不知，只觉得自己像是刚从绞肉机里出来。
我对护士喃喃地说：“我没有发生车祸，那是蓄意谋杀，我被绑架了。”就这样，我开始向别人诉说我的故事，并争取让他们信任我，但这并不容易。
我猜她一定以为我因为注入体内的吗啡而精神错乱了，便走开了，不再理我。
我到医院的时候没人知道我的名字，我没有身份证，也没有钱。是的，他们打算把我烧死在车里之前，就拿走了我身上的180美元，故事从那儿就开始了。我对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浑然不觉，仅此一点就该引起怀疑。有哪个人会发生车祸之后一点身份信息也查不到呢?同样，也没人对这一点感到奇怪。我真不知道医院里搞麻醉的是谁，到底是医生还是我。我知道在迈阿密发生过奇怪的事情，但事情得有多奇怪，才能让人注意到呢?鲜红的旗帜在警示着，却没有人察觉到，也没有人想到应该采取些措施。
护士回来了，再次让我动动脚趾，终于，左脚的脚趾能动了。这让我长舒了一口气。右脚的脚趾还是没法动弹，但我知道，给点刺激应该就能动了。她不断地用湿毛巾擦着我的眼睛，我看起来一定像一只浣熊，当然不包括身上的伤口和还在流血的眼睛。这些反常的状况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也许她已经见过太多像我这样的人，也许她仅仅是做好本分工作，对其它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
我喃喃地对她说：“我要跟我的律师谈谈，我是绑架案的受害者。”你好，快去报警。没人理会，也没人关心。
我提了很多次要和律师谈话的要求，终于得到了回复。我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吉恩，估计他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之前，我还给他打了两个电话，告诉他我所谓的婚姻问题，说我要跟新的女朋友私奔。现在，我却又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之前是给绑架了，还差点被那帮家伙杀了。不过，他说他会来医院的。我让他打电话给我姐姐，告诉她发生了什么，还有我在哪里。我不知道几点了，甚至不知道这是哪一天。护士把电话拿走了，说他们等会儿要给我做一个核磁共振扫描，判断我脊柱损伤的程度。之后，他们会把我送进普通病房。
吉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还待在术后休息室里。我把发生的事情大致告诉了他，他一定以为我因为药物而精神错乱了，但我不怪他。他给我妻子和姐姐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后来姐姐告诉我，吉恩给她打电话说：“你弟弟在医院，疯了一样地说他被绑架了。”我不会责怪任何认为我疯了的人，因为我所说的确实极为少见。我知道要让别人相信我和帮助我绝非易事，但是起码总会有人为以防万一而报个警吧。然而，没人这么做。
他们给我做了核磁共振扫描，最终把我送到了普通病房。我浑身剧痛，不断地呻吟着，吗啡也无法减轻这种疼痛。护士进来说我要是再叫，他们就把我赶出医院。这真是有趣，他们要干嘛?把我的床扔到停车场，把我丢下?还是把我的床扔到汽车站，让我乘一辆公交车回家去?再说，我的家也没了。我忍不住发出呻吟，痛彻心扉，肝肠寸断。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痛。
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清醒的时候，就盼着警察来听听我的故事。但没有人来，而且似乎我无法让别人相信我的故事。我知道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一定对我很好奇。我可不像玫瑰那样闻起来香喷喷的，头发也油乎乎地黏在一起贴在头皮上。换句话说，我看起来就像一个流浪汉。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许多流浪汉有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而我看起来正像是这样。
第二天，我姐姐米歇尔和弟弟艾利克斯来了。我永远都忘不了弟弟看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他说：“天哪，你是从搅拌机里爬出来的吗?”
我根本不需要镜子，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是的，我看起来一定无比凄惨。姐姐说我看起来像一只浣熊，还问我眼睛怎么搞成这样。我很高兴他们来了，让我不再孤单，但我仍然感到害怕，没有安全感，并且极度脆弱。绑匪本来是要我死的，但我却活下来了。那些恶棍一旦发现，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要我的命。姐姐跟吉恩·罗森谈了谈，他们告知医护人员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与我有关的信息。院方保证尊重我们的意愿，但是他们并未信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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