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板地拿了车门钥匙，打开门，坐在维托德的车里，然后出发了。走回家去的话，那这条路也实在太长了。
回家去吗?我绝不能将维托德的车停放在曼海姆我的家门口。因为他死了，所以人们会认为他就是凶手，这也不会让他感到伤心痛苦的。所以说，我必须把汽车停放在拉滕堡他的住宅前。看起来好像是他枪杀了那名警察，然后毁尸灭迹，有可能他这是畏罪自杀。
可是如果是自杀的话，他难道不是抓起左轮手枪，在家里枪杀自己，哪里还用得着预先到采石场里去折腾自己?
于是我开车去拉滕堡。驾车到魏恩海姆的时候，我听见各种不同的汽笛声和警铃声，可是奇怪的是，我没有碰到一辆这样的车。由于不认识路，我无法拐到隐蔽的小路上去，只好走直接穿越城区的道路。看来，人们试图从下面接近那辆燃烧的汽车，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他们根本不是从上面驶近那个深渊。
我在拉滕堡维托德的住宅前下了车，将钥匙插在锁孔里没拿出来。不过，在此之前我把钥匙擦得干干净净，把方向盘和盖板的地方也擦了个遍，不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我已经走在大街上了，考虑自己该如何回家去。我觉得坐火车、出租车或者有轨电车就太显眼了，叫一辆车停下来就更加引人怀疑了。
我没有办法，只好在这冷飕飕的秋季之夜继续步行。究竟多远呢?我不知道。本来开车只是很短的一段路，现在不得不自己走路的时候，就觉得这段路长得没完没了了。当然我也可以将自己躲藏在某个地方，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再乘坐有轨电车。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一激动连钱都没有带上，我的外套袋子里只有证件和家里的大门钥匙。
我快步向前。天色很亮。我尽可能走在阴影里，悄悄地在小路上走，避免发出声响。
杀——人——犯!我的脉搏在有规律地跳动。顺着这一节奏，我可以顺利地徒步旅行了。为什么我在实施我的行动时总是如此幸运呢?为什么我从不受到怀疑，或者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是有罪的人呢?
碰巧又有一样东西帮了我的忙：我发现有一辆男式自行车没上锁，这是一辆黑色破车。我没有一刻犹豫地将它据为己有。反正它就摆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到头来也就是一件大件垃圾而已。当我使劲地骑上自行车的时候，垃圾箱的盖板突然打开了。我因为受到惊吓，顿时连同自行车一起摔倒在地。就像一台定时伸出头来报时的杜鹃挂钟里的小鸟一样，一名城市流浪汉伸出脑袋，大喊道：“小偷，杀人犯!”
我的惊吓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但与此同时，我逃跑的本能重新占了上风——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恶魔。他无疑比我更不会在乎所谓的摩西十诫了。
他还没来得及从他睡觉的垃圾箱里爬出来，我就已经挣扎着爬起来，半蹲半站地使出我的全身力气骑上车出发了。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停下车来，不停地喘气，可是我的内心充满兴奋：我又一次逃脱了。
我骑车并不在行，要想骑那么远的路回家并不容易，尤其这车还没有车灯。不过我始终抱有希望，毕竟不必徒步度过这整个夜晚了。
我骑车向曼海姆去的时候，天还很黑。灯光四处亮着。上早班的人已经在冲澡了，汽车向着城市方向驶去。我将自行车停放在一个停车场里，步行走完回家的最后一段路程。当我跨上楼梯、进入家门的时候，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个家一步了。上床，再也不起来。最好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
一股冷飕飕的发臭的烟味向我扑鼻而来，我的右腿小腿肚开始痉挛，烟灰缸里满是烟灰，一件米色外套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让我想起几个小时以前维托德还好好地坐在这里呢。
我打开窗子，踉踉跄跄地走到卧室里，没脱衣服就上了床。一个黑影冲了出来，正好撞到我的身上。是那只被吓坏了的迪士高，我已经有一个晚上没照料过它了。现在再上床睡觉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不是得马上起床，到办公室去嘛。尽管如此，我还是躺在床上，用手指轻轻地挠狗的耳朵，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我希望自己病了，希望自己躺在医院里一张消过毒的病床上，希望看到的只是完全陌生的人，不必和任何人说话。不再有任何责任，任何义务。我希望自己像植物一样逐渐消失。
可是，一小时以后，我还是起床淋浴了。我做好了上班的打算，将家收拾干净，喝了点儿茶，然后带迪士高到绿化带溜达了一会儿。我手里拿着报纸重新上楼，不过我凭经验知道，夜间发生的大事从来不会被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除非这些大事件具有国际性意义。
像平时一样，我带着狗准点离开了被收拾一新的家，开车去办公室。要想度过这一天，对我来说无疑特别艰难。
午休前不久，我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准备到我办公室里和我作一下简要交谈。这一次是两个人一起过来的，他们脸上表情严肃。他们问我是否昨天有一个同事，那个名叫韦尼克的警官给我打过电话，或者来过我家里。
我说“没有”。那么我去哪儿了?下班后我回家了，不过顺路还买了点东西。在家里稍稍休息了会儿之后，我在晚上的时候还带狗出去溜了会儿步。我指了指写字台下面的迪士高，好像这条狗可以作为证人进行陈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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