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问我恩格斯坦是否给我打过电话，或者过来看过我。
我又一次说“没有”，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大约是十天前的事了。最后我问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其中一名警察深深地叹息着，他和他那位死去的同事一样年轻、结实。他语不成句地说着话。
“明天您就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新闻了。昨天夜里我的朋友赫曼·韦尼克在他的汽车里被烧死了。”
“这事怎么发生的?”我问。
“如果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另外一位警官解释道，他看起来更为和气，“不过这是一起谋杀案，这一点可以肯定。韦尼克发现了三起可疑的妇女死亡案的线索。尽管有些情况似乎还很模糊不清，但恩格斯坦很可能就是凶手。我们知道韦尼克想到恩格斯坦那里去，因为他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后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昨天夜里半个身体已被烧成炭的他才从自己那辆破损的车里被拉出来。”
他们并没有谈到维托德的尸体。我该不该问他的消息呢?
我不敢问。
“这事究竟发生在哪儿?”这句问话听起来更加中性。
“汽车掉到魏恩海姆附近的深渊里去了，之前有人往我这个毫无知觉或者早已死去的朋友身上浇上了汽油，”两个人中那个年轻一点的人控诉道。
我脸色苍白而痛苦，这事我知道，可是听到他们如此描述时，我表现出这样的表情也许是合适的。
他们还让我仔细想想维托德上一次给我讲过什么话，一旦我想起什么可疑的情况，赶紧打电话给他们。
“他自己究竟怎么说的?”我善意地问道。
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
“他什么也不能说，”其中一个说。
“为什么?”我问，“他逃走了吗?”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那个人回答道，“如果他无法恢复知觉的话，说不定他今天就会一命呜呼了。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同样也坐在那辆坠落的车里，但从车里被抛了出来。很可能他想从车上跳下，可就在这时候车子出事了。”
我眼里满是惊恐。
“他现在究竟在哪儿?”我问。
“在圣约翰医院，但现在谢绝来客拜访。尽管医生们在给他做人工呼吸，但您不应该抱有什么希望了。”
两名警官和我礼貌道别。他们刚离开，上司马上就走进来了，他脸上写满了好奇。
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我的朋友中又有一个人死了。
“海尔特女士，您最让我担心了!”他惊恐地嚷道，“您到镜子里去照照自己，您真的完全就是一副愁眉苦脸的形象。您必须马上看病去，这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不希望在这里看到您。您就乖乖地躺在家里的床上，按医生说的去做。我觉得您对自己职责的敬业精神有点过头了。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痛苦之后，即便超人也是无法挺住的!”
我向他表示感谢，把面包重新包起来，带上狗和外套走了。我真的开车去看医生了，但看到那儿只在下午才有四个小时的门诊接待时间。
那我至少还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了。
可是在此之前我必须对洗澡间进行消毒。我从卫生用品商店带来了一大瓶“萨格罗坦”牌消毒液。我在洗澡间里发现，我的狗在那儿拉肚子了。我用了两个小时对洗澡间进行了消毒，然后又对整个房间杀菌消毒。
我所谓的家庭医生多年来和我照面了没几次，他认为我明显消瘦和脸色苍白有问题。我的整个腹部绷得很紧，挤压时很疼，他安排了其他检查项目，首先是第二天早上抽血化验。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那条狗在我身旁为我悲伤，录音机里播放着伤感的勃拉姆斯的音乐。那把左轮手枪和维托德的外套在我旁边放着。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消失在黑色和紫色中，我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以忧郁的画面展开，我的头脑再也无法思考了。
第二天，报纸刊登了一篇那个警官被谋杀的长文，说是那个犯罪嫌疑人目前躺在监护病房里，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另外三起犯罪行为可能也是他所为。
我驾车去医生那里，抽了血，预约第二天再去看病，并开了两星期的病假。我完全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床上。我完全可能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蒂给我打来电话。她在哭，简直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死了吗?”我问。
“更糟糕，比死更糟糕，”基蒂啜泣着说，“他还活着，而如果他还活着，我可以想象得出，那是最可怕的命运了。下身麻痹，脑损伤。”
“他还有知觉吗?”
“短时间才有。”
我差点儿被吓死。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好在他重新处于人工半麻醉状态了。如果他脱离危险，他将在轮椅里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语言，或许也没有记忆，没有思维。我实在放不下心来。”
“你对他做的那些事情怎么看?”我问基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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