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所谓他做了些什么，”她自豪地回答，“即使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我也会爱他，可是他不是杀人犯。眼下我生活在疯狂的边缘，希望他自己选择死亡。”
她的话使我感动，我也哭了。基蒂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坏人，可是这些概念又能表示什么呢。
过了几天，我面临了又一次打击：我获悉自己得了癌症，必须尽快进行手术。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狗怎么办，它到哪儿去。
我把胸针作为快件寄给了恩斯特·施罗德。在一封简短的信中，我隐隐约约地向他说明了事实真相：这枚胸针不是我买的，而是一位女主人送给我的。同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请他的孩子照顾一条陌生的狗两个星期。恩斯特马上打电话过来，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许诺当天晚上就把狗接走。他是和安内特一起来的，安内特一进房间，马上抓住迪士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安内特坐到车里的时候，我才轻轻地说：“你的女儿有一个姐姐，可是你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是否想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否仍然不想知道。”
恩斯特握了握我的双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麻醉和手术感到特别恐惧。以前，当我的亲朋好友吓得不敢去看医生，一旦需要作手术时，他们就会陷入恐慌状态。我甚至还特别强调说：“对医生而言，这纯粹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就像在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天天从事上述的裁缝作业——根本不可能发生差错。”
可现在，轮到我本人的时候，这个流水线作业看上去就不同了。我真的总是想起那些病人：他们无法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可是，由于不人道的技术，尽管他们像死人一样，却仍然需要病床。难道我也是这样一种再也无法苏醒过来的解决方案吗?
在医院里，人们给我安排到了一个双人房间里;先前做的所有检查又重新做了一遍。我的邻床上躺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她在孜孜不倦地用卫生纸钩一只小帽子，我问了她两遍，她才回答说，她明天出院。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一位希腊麻醉师过来检查我的血压，研究我的化学值、心电图以及胸透，并详细询问我的家族和自己的病史包括过敏反应。
“您害怕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
“许多人害怕麻醉，因为他们自以为醒来时自己已经死了，”他开玩笑道(我觉得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好笑)，“不过我完全可以给您提供硬膜外麻醉，也就是您只有下半身被麻醉。”
“谢天谢地，那么我真的就可以看到外科医生们那些粗糙的脸了，听见他们如何谈论足球，将他们的柳叶刀磨得锋利了吧!”
“通过服用安眠药使自己得到镇静，您完全可以处在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然后闭上眼睛。您的耳朵里插上了耳机。我有一盘希腊的瑟塔基舞曲带子。”
我真想说，他应该把瑟塔基舞曲带子塞进自己那只绿色的浴帽里。不过我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请他给我上一种体面的万金油式的麻醉药物，这样我就可以对这一程序什么都不知道了。
紧接着，一位外科医生向我解释手术的方法及其风险。我内行地点点头，可后来发觉，因为激动，他的话我连一句也没有听明白。
夜里，我睡眠出奇地好，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很快就睡着了。我旁边的女人大清早就被一名愤世嫉俗的男子接走了，他连向我问候“早上好”都没有，他认为这个没必要。
我还没上手术台，我的邻床已经被换上新的床铺了。一位白发老妇使劲握紧我的手。
“我是新来的室友!”
我的室友穿着一件淡紫色毛巾睡衣，在狭窄的床架上翻跟斗、做肩倒立和桥式动作以开始她在医院的时光。我听说她年轻时曾经是体操冠军。当她正要开始给我介绍一本谷物食谱中的那些长寿菜肴的烹调法时，我被接走了。
几小时之后，我才醒过来，我的手臂上在输液，一名护士在一侧陪伴着。我还活着。
可不知什么时候，疼痛开始了，我渐渐处在半睡半梦状态，明白我遭遇了可怕的事。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丢勒的那幅《祈祷的手》和梵高的那幅《铁路桥》，这些被视为希望使者的画作是由一位热情的护士长挂到墙上去的。
我的室友第二天做手术。等到我们两个人身体好转，她终于可以向我朗读巴伐利亚一个用测泉叉寻找地下水源的女人的日记时，我庆幸自己有了一个新邻居。
这是我实现的几个愿望中的一个，而且也只是因为我在医院里呆的时间特别长的缘故。
这位新邻居有着一头獾一样的毛发，小姑娘一样的打扮，身上穿着同一种颜色：绿色的短袜，绿色的裙子和外套，绿色的鞋子和围巾。当那个绿衣女人穿着那件长睡衣的时候，在过道里等候她的丈夫进来了。我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柏林方言。
“我给你带来了一张小东西的照片，”他温柔地说，将一张放在银边镜框里的照片摆放在床头柜上。他离开后，我朝那边偷看。那是一张牧羊犬的照片。
时间一长，作为好邻居，这位狗妈妈终于开始露出原形了。她偶尔拿出一瓶偷偷带入的白酒喝上一口，在她特地用袖子擦干净那把烟嘴之后，总是满怀热情地愿意把烟嘴提供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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