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坚持不懈地调查，甜言蜜语地哄骗甚至威胁一两个好像知道更多事情的人。不幸的是，苏格兰农民天生就有沉默的天赋，更不幸的是，乔克·格雷厄姆还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这样徒劳无功了几天之后，邓肯最终还是挖掘出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周二早上十一点半，一位驾着马车去往巴格勒南的农民看到某人沿着克里对岸走过，好像是从案发现场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害怕被看到，立刻躲了起来，但农民还是认出他是格雷厄姆。糟糕的是，邓肯成功地引起了新一轮的流言飞语。他鲁莽地对《格拉斯哥号角报》的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和调查结果，从而产生了一篇不幸的文章，而治安官邓肯则被正无比烦恼的上级狠狠教训了一顿。
“如果格雷厄姆真是有罪的，”达尔齐尔警官十分生气——这事发生在格文的搬运工被证实得了阑尾炎的同一天，他正想找个人发火——“你怎么能告诉他他正被怀疑，给他准备不在场证明的机会呢?你看过这篇文章了吗?”他把《号角报》扔在十分伤心的邓肯面前，“‘有证据表明本案的凶手是一个画家。’这不正是我们避免让嫌疑人知道的重要信息吗?‘知名画家正在被调查。’谁让你去格雷厄姆那里调查了?如果你还没有学会谨慎地判断，查理·邓肯，你最好去找别的工作。”
但是，不管怎样，这份轻率还是带来了一丝效果。周六早晨，达尔齐尔警官正坐在警察局里的时候，一位夫人被带了进来。她的衣饰端庄，身穿黑色礼服，头戴贴身软帽。这位夫人紧张地朝达尔齐尔笑了笑，然后说她要为坎贝尔谋杀案提供一些线索。
达尔齐尔非常熟悉她——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她来到牛顿-斯图尔特已经三年有余，自称是一个非洲文职公务员的遗孀。她的生活简单朴素，与法国女仆共同居住在一栋经过整修的小房子里。她举止朴实，神情忧郁，显得非常年轻。小伙子们总是认为她那不够时尚的女性气质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定居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总是说，苏格兰的租金很低，这样她就可以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用在更好的地方。住在哪里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她总是会悲伤地加上这么一句;自从丈夫去世，她在这世上一直是孤单一人。去年的时候因为一场与圣公会教堂有关的小型义卖，彼得·温西勋爵认识了她，并随后发表了对于这位夫人的观点——“这个女人真要命。”这个评价很是忘恩负义，因为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奉献了一下午的时间——尽管这个下午对勋爵来说很沉闷——还卖给他一个亲手制作的“睡衣”样式的绿色丝绸刺绣香袋。“我没有钱。”这位美丽娇小的夫人羞怯地抬头看着他，微笑着说道，“但是我可以付出我的劳动。礼轻情义重，不是吗?”
达尔齐尔警官让他的拜访者坐在椅子上，尽量放柔他粗糙的嗓音，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在她的小手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一张《格拉斯哥号角报》的剪报，这篇文章给治安官邓肯先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和责备。
“我只是想询问一下。”她抬起虎尾草般湛蓝的眼睛，祈求地看着警官的脸，“是否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证明里面这个可怕的暗示。”
达尔齐尔警官仔仔细细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它似的。然后他小心谨慎地回答：“是的，我想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说，“上面说凶、凶、凶手肯定是个画家。为、什、什么他们这么肯定?”
“哦，”警官说，“我只能说有几条证据指向这个方向，夫人。”
“噢!”这个妇人惊呼，“我希望——我想——我认为或许是这个记者自己胡思乱想的。记者是很可怕的人，你知道。他是从——从警察那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我不知道，夫人，”警官回答，“他有可能是从其他某个不负责任的人那里听说的。”
“但是，警察是这么认为的，是吗?”她坚持着这个问题。
“我不能这样说，”达尔齐尔警官说，“但是死者本人是个画家，他的大多数朋友也都是画家，有这样的可能性。”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摸索着手袋上的扣子。
“那么，”她说，“这里面还提到了格雷厄姆先生。”
“是的，确实是这样。”警官说。
“一定，一定——”那双蓝色的眼睛又看向警官，“不是你——怀疑他做了这样可怕的事情吧?”
达尔齐尔警官清了清嗓子。
“哦，好吧，是这样的，”他说，“这里发生了谋杀案，而一个人不能陈述案发时间他在哪里，我们总会怀疑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并没说他们有罪，只是普通的怀疑。”
“我明白。请告诉我，警官——假设——假设有人向你们澄清了这个——对于格雷厄姆先生常规上的怀疑——应该没有必要向、向、向公众公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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