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椅子，”有个女人哭着说，“我们有张桌子，他本来可以把桌布拿走的，但只剩下椅子、椅子、椅子。”
我张开眼睛。我知道自己在走路，但刚刚一定是闭着眼睛。我来到这座岛的最南端，炮台公园的中间，但这里已是面目全非。
炮台公园是让有空的人来散步的地方，平常路上到处是雪茄屁股和花生壳。这儿有海上吹来的风能把缠住我这身贱骨头的烦恼带走，路上的无花果树也不会挡住哈德逊河对面的纽泽西森林。这是个很棒的地方，午后时分，当地人和游客都会靠在铁栏杆上，孤单地并肩望着河水。
但眼前的炮台公园成了一个家具仓库。那个摇来晃去的女人身边有四张椅子，而我的左手边堆了一小堆从火场救出来的一捆捆棉花。好一大堆扫帚上有一箱箱茶叶，堆得像巴别塔那么高。半个小时前，空气中还充满闷浊的夏日气息，此刻却弥漫着鲸鱼油烧焦的烟灰。
“我的老天啊!”有个女人盯着我的脸说，她手上提着一个盖上整齐邮戳的麻袋，里头起码有十五磅糖。
“先生，你该去找个医生。”
我几乎听不到她说什么，走到一张张摇椅和一袋袋面粉旁，整个人往草地上一倒。当时我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纽约小伙子看到城市在眼前爆炸、整个人昏过去之前，脑中会出现的想法。
如果我得再存十年钱，她就会选别人了。
醒来时我恶心想吐，方向感尽失，还成了一个穷光蛋，而我老哥已经帮我找了一份新工作。算我倒霉，但范伦丁就是这种人。
“你醒啦，太好了。”我老哥拉长声音说，他拉了把椅子坐在我床边，把椅子反过来坐，白白壮壮的手夹着半根的雪茄在磨光的柏木椅背上摆荡。
“纽约有部分还在，不过不是你家或你工作的地方。我去看过了，惨不忍睹，像我家壁炉的内部。”
我们两人的命都还在，这似乎就该谢天谢地了。但这里是哪里?离我几尺远的窗台上摆了一排香草盆栽，还有一盆活泼挺立的芦笋，不知是观赏用还是日后的晚餐菜色。接着我看见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壮观的巨大画画，画中有只美洲鹰，臞爪握着箭，我心里不由得缩了一下。
这儿是我哥位在春天街上的家。我有好几个月没来这里了。这是一栋优美舒适的排屋一一楼，墙上贴满了歇斯底里的政治海报，还有四处可见的华盛顿和杰佛逊高大英挺的爱国肖像照。救火员是纽约的英雄，这些英雄平常是靠政治谋生，毕竟老是扑向熊熊燃烧的地狱也不会有钱赚。所有他们的时间都是这么安排：闲来没事就去打火，组成队伍跟其他灭火队赌命较劲，再到包利街喝酒、玩女人。至于工作——他们会想办法帮朋友弄到市府公职，这样到头来就变成你选我、我推你，左看右看都是自己人的局面。要不是大家把救火员当作神一样崇拜，应该会更大声抨击这种体制。但有谁会讨厌一个身穿着红衣，爬到窗口从火场救出你家宝宝的人?
这些事情我都觉得没趣，不管是政治或长时间跟范伦丁共处一室都是。我哥是民主党员，这就跟某些人是医生、码头工人或酿酒业者一样理所当然，他政治生涯里的唯一目标就是痛宰自由党员。民主党员并不把少数零星的反共济会者放在眼里。这些反共济会者唯一的目标就是说服美国人，让大家相信共济会员想把所有人杀掉。他也不会为了自由党伤神，因为纽约早就在一八二七年彻底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加入一个争取黑人权益的政党早就退流行了。范伦丁看不顺眼的是自由党的阴谋：自由党员大多是商人、医生和律师，十个有九个都是有钱人或够格称得上有钱的人，这些小心不弄脏手的彬彬绅士吵着要提高关税、改革银行。对于自由党的主张，民主党一致的公开回应是：赞美农民的善良质朴，把自由党辖区的投票箱统统丢进哈德逊河。
不过，在我看来，民主党和自由党最大的差别不在政治。根据我的观察，民主党员希望每个纳税的爱尔兰人，都把票投给他们，而自由党则希望每个纳税的爱尔兰人都滚去加拿大。
这两种人我都讨厌。不过我承认我哥住的地方挺舒服的。而且，就一个老忘记扣救火衣前两颗扣子、看待吗啡像一般人看待奎宁水的人来说，他的居家习惯已经好得出奇。他每天早上都会扫地，每两个月就用兰姆酒擦一次壁炉的木柴架。
“会渴吗?要喝水、兰姆酒、琴酒还是淡啤酒?”他进厨房又翻又找，回来时在我旁边桌上放了两个马克杯。
“诺，让你先选。你相信吗，布洛街三十八号除了硝石以外，地下室还有好多法国奶油?一桶又一桶的白兰地啊，提姆，老子头一次看到那么倒霉……”
他说话时我眯着眼，试着对焦。范伦丁的穿着从里到外都散发着典型包利街流氓的高傲神气，高级白衬衫搭配黑色长裤，外面罩件丝质背心，背心上画了牡丹花，只扣了一半扣子。他看上去健康又干净，但明显累坏了。我哥就像放大百分之三十的我，稚气的脸上有两颗酒窝，深黄色头发，明显的美人尖，湖绿色的眼睛下挂着两个看似忧郁的眼袋。不过，不管是他还是我，有眼袋都跟杞人忧天没什么关系，尤其是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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