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斯的新诗片段，据说是他在这几年里写的。”
“这是用什么写的，印地语?”
“不是，主要是梵语和孟加拉语。这里是英语译本。”我递给他另一份影印本。
阿贝一边读，一边皱紧了汗津津的眉毛。“基督啊，博比，难道这就是我们春季号要刊登的东西?某位高贵的女士一边用后入式乱搞，一边趴在一具无头的男尸身上吸血?还是说我看漏了什么?”
“你没看漏，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这只是不完整的几个小节。”我说，“而且翻译得不怎么样。”
“我还以为达斯的作品以抒情和感性著称，类似你对泰戈尔的评价。”
“以前确实如此，其实现在也是。可能不那么多愁善感，但是相当乐观主义。”同样的话我也曾用来捍卫泰戈尔。真见鬼，我也为自己的作品这样辩解过。
“啊哈，”阿贝说，“乐观主义。嗯，我喜欢这一句里的乐观主义——‘Kama Rati Kamé / viparita karé rati’，根据这份译本，它的意思是说——‘卡玛和拉提因欲望而疯狂，像狗一样猛干’。真不错，念起来别有韵味，博比。有点儿像早期的罗伯特·佛洛斯特。”
“这是一段传统的孟加拉歌谣，”我说，“注意看达斯如何赋予它新的韵律。他从经典的吠陀梵文开始，然后转换成庶民的孟加拉语，最后又回到吠陀梵文。这样的体裁处理相当复杂，即使经过翻译仍留有余韵。”我终于闭上了嘴巴。这都是莫罗告诉我的，而他也是从某位“专家”那儿听来的。小房间里实在太热。敞开的窗外传来喧嚣的车声，远处缥缈的汽笛让人感觉莫名地安心。“你说得对，”我重新开口，“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达斯。他曾为特蕾莎修女写下史诗，很难相信这些东西同样出自他的笔下。我猜达斯早就死了，现在这事儿是个骗局。我不知道，阿贝。”
阿贝在转椅上往后一仰，我以为他打算取下嘴边的香烟，但他只是眉头紧皱，把雪茄挪向左边嘴角，然后又是右边。他靠在椅背上，反手将粗短的十指交扣在脖子后面。“博比，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在加尔各答的经历?”
“没。”我惊讶地眨眨眼。写出第一本小说之前，阿贝在通讯社当过记者，满世界乱跑，但他很少谈论那时候的事儿。接受了我写泰戈尔的那篇稿子以后，阿贝无意中提过，他曾在缅甸和蒙巴顿勋爵一起待过九个月。我没怎么听他说起过自己的记者生涯，不过偶尔听到的几件事都很有趣。“是在大战期间吗?”我问道。
“不是，是在战后，1947年印巴分治那会儿。英国离开那片土地，把印度分成两个国家，让两个教派的人自相残杀。那会儿你应该还没出生吧，萝卜头?”
“我读过那段历史，阿贝。所以你当时是去加尔各答报道动乱?”
“不是，那时候人们再也不想读到任何跟战争有关的事儿了。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报道甘地……圣雄甘地，不是后来那位印度铁娘子……甘地在加尔各答，我去采访他。和平的象征，裹着缠腰布的圣人，真是出好戏。总而言之，当时我在加尔各答待了大概三个月。”阿贝停下来用手梳了梳稀薄的头发，他看起来似乎有些语塞。我从没见过阿贝在运用语言上迟疑过哪怕一秒——无论是说是写，还是大喊大叫。“博比，”他终于重新开口，“你知道‘瘴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有毒的气体，”他的故弄玄虚让我有些不高兴了，“比如沼泽里溢出来的那种，或者其他什么有毒的东西。可能源自希腊语里的‘miainein’，意思是‘造成污染’。”
“没错，”阿贝再次开始转动嘴角的雪茄，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小炫耀。在阿贝·布龙斯坦看来，他的前诗歌编辑本来就该懂希腊语。“呃，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唯一可以用来描述加尔各答的词语就是……瘴气。除此以外，我甚至想不出别的任何形容。”
“它的确建筑在一片沼泽之上。”我还是不太高兴。我从没见过阿贝这个样子，神神叨叨地说些胡话，简直就像你一直信赖的老好水管工突然开始大谈特谈占星术，“而且雨季就要到了，我猜，这的确不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可是我认为……”
“我说的不是天气，”阿贝打断了我，“虽然加尔各答的确又潮又热，是我待过的最可怕的地方。简直比1943年的缅甸和台风季节的新加坡还要糟糕。耶稣啊，它甚至不如八月的华盛顿。不，博比，我说的是那地方本身，真见鬼。那座城市有些……有些瘴气沉沉的。我待过的脏乱差的地方可不少，但没有哪座城市像加尔各答那么无聊、差劲。想到那地方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博比。”
我点点头。真是太热了，我感觉眼皮后面开始抽痛。“阿贝，你是没见过真正糟糕的地方。”我温和地说，“试试看，去北费城待一个夏天，或者芝加哥南边也行，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加尔各答简直像是娱乐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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