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摇摇头：“阿姆丽塔和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陛下还好吗?”
“她叫维多利亚。”我纠正道。阿贝明明知道孩子的名字。我告诉他我们为女儿起了这个名字的时候，阿贝评论说，作为印度公主与芝加哥波洛克【5】的后代，这可真是个WASP式【6】的好名字。这个男人极度敏感。阿贝虽然早已年过五十，但至今仍和母亲一起居住在布隆克维。他将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他声》，除了与这本杂志直接相关的事物以外，他对世界的其余部分完全漠不关心。有一年冬天，办公室里的暖气坏掉了，几乎整个一月他都穿着羊毛大衣坚持工作，直到暖气修好。近年来他跟别人的互动基本通过电话或信件完成，但他的尖酸刻薄并未因此减少半分。我开始明白，在我不干以后，他为什么雇不到新的助理编辑和诗歌编辑。“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我重复了一遍。
“随便吧。你打算抛妻弃女，远走高飞，请问阿姆丽塔对此作何感想?顺便问一句，你们的孩子多大了?几个月?”
“七个月了。”我回答。
“正是难哄的时候呢，现在丢下她们去印度可不是什么好主意。”阿贝说。
“阿姆丽塔也去，”我纠正他，“还有维多利亚。我告诉莫罗，阿姆丽塔可以帮我翻译孟加拉语。”其实真相有一点点偏差。提议让阿姆丽塔一起去的人是莫罗。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阿姆丽塔，这份工作才会落到我的头上。打电话给我之前，《哈泼斯》联系了三位研究孟加拉语文学的权威，其中两位是居住在美国的印度作家。那三个人都拒绝了这个活儿，但他们联系的最后那个人提到了阿姆丽塔——虽然她的研究领域是数学而非文学——于是莫罗顺藤摸瓜找到了我。“她会说孟加拉语，对吧?”莫罗在电话里问我。“当然。”我回答。事实上，阿姆丽塔会说印地语、马拉地语、泰米尔语和一点儿旁遮普语，还有德语、俄语和英语——但就是不会说孟加拉语。其实差不多嘛，我很乐观。
“阿姆丽塔想去?”阿贝追问。
“她期待得很，”我回答，“自从七岁时跟着父亲移居英国以后，阿姆丽塔就再也没回过印度。她还希望我们在去印度的路上能在伦敦停留几天，好让她的父母见见维多利亚。”最后几句是真的。阿姆丽塔原本不愿意带着婴儿一起去，但我告诉她，这件事对我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最后，我还提出可以顺路去一趟伦敦，于是她终于点了头。
“好吧。”阿贝不甘心地咕哝，“去加尔各答吧。”他丝毫没有掩饰语调中的不以为意。
“说说看，你为什么不想我去?”
“过会儿再说，”阿贝回答，“现在先跟我说说，莫罗到底请你去调查达斯的什么事儿?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在《他声》的春季号上留出一半的版面来刊登达斯的东西。我讨厌再版，达斯的诗再版的次数已经多得让人作呕了，我敢打赌，他没发表过的作品加起来也不超过十行。”
“达斯，是的，”我说，“但不是再版，会有新东西的。”
“快说。”阿贝催促道。
于是我说了。
“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寻访诗人M.达斯，”我告诉他，“找到他，跟他聊聊，然后将他的新作带回来公开发表。”
阿贝紧盯着我。“啊哈，”他说，“这不可能。M.达斯已经死了，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吧。我想想看，应该是1970年。”
“1969年7月。”我忍不住卖弄起来，“1969年7月，M.达斯前往东巴基斯坦——现在是孟加拉国——的一个小村庄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确切地说，是火葬仪式。回来的路上，他失踪了，所有人都觉得他被谋杀了。”
“对，我想起来了，”阿贝说，“当时你和阿姆丽塔还住在波士顿的公寓里，我在你们家住了几天，新英格兰诗人协会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来纪念他。你读了一段泰戈尔，还有几段达斯的作品，描写的是……她叫什么来着，那个修女——特蕾莎修女。”
“我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来纪念他，”我说，“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有些操之过急。达斯似乎在加尔各答重新露面了，或者说，至少有他的新诗和信件流传出来。《哈泼斯》通过当地的代理拿到了一些样稿，达斯的旧识说，这些新作绝对是他写的。但谁也没见到他本人。《哈泼斯》希望我能尽力搞到一些他的新作，但这篇文章的侧重点主要是‘寻访M.达斯’，诸如此类的东西。下面是好消息：无论我带回来了什么东西，《哈泼斯》都有优先发表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要的稿子，我们就可以登在《他声》上。”
“听起来像是二手资料。”阿贝嚼着雪茄咕哝道。根据我对布龙斯坦的了解，这已经算是热情洋溢的感谢了。我沉默着没说话，然后他终于又开了口：“那么这八年他到底去哪儿了，博比?”
我耸耸肩，扔给他一份影印的资料，那是莫罗给我的。阿贝狐疑地看了看，把它举到一臂以外仔细审视，就像在研究杂志中插一样，然后又把它扔了回来。“我放弃，”他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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