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问他跟唐启明是什么关系，他不仅毫不隐讳自己跟他朋友相交，而且还象只饶舌的鹦鹉，咕噜咕噜说个不停。
讯问人员并未阻止他，而是任由他自由发挥。
他说，自己跟唐启明的弟弟唐启星因经常去广电局大院打篮球而认识。唐家是上海人，自己的母亲也是上海人，而且在上海又都有亲戚，关系自然便热络起来。一来二往地，两人成了好朋友，很快便跟唐启明也成了朋友。
讯问人员接着问道，是他要求招工人员将唐启明招到清钢厂的吗?
他又饶舌开了。
他说，唐启明是自己要好的朋友，在农村插队已经三年多了，比当时招到清钢厂的大多数人在广阔天地里呆的时间都要长,而且表现也不错，有大队和公社的推荐函为证，完全符合招工条件。当时清钢厂人人都在托招工的领导帮忙，把自己的兄弟姐妹、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招进清钢厂，自己只不过干了大家都在干的事。
讯问人员又问他，是否知道唐启明经常收听“**”?他照例毫不讳言地回答说知道。
那么，他知道收听“**”是违法的吗?
此问题一出，他一直以来象招牌一样挂在脸上的那幅若无其事的表情，顿时荡然无存。他磕磕巴巴地辩解说，自己并不知道“**”是敌台，而且大家都在收听的，都没当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又是这种腔调，“大家都在收听”!似乎如果人人都有份的事，即使触犯了法律也不算犯法!这就是所谓的法不责众。询问的民警郭树怀暗忖道。
“那么，你知道唐启明有过一双四十二码的翻毛皮鞋吗?”
我叔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对此毫不知情。我只知道他穿四十一码鞋，从来不知道他曾经有过一双四十二码鞋。”
接着他反问讯问人员：“你们说，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干嘛要去搞一双不合脚的鞋呢?”
郭树怀一时间也分辨不清他究竟是在装傻，还是在挑衅。
“在两起凶案发生的当晚，你到没到过唐启明的住处?”
我叔叔知道，这看似不经意的一问，关系到唐启明的不在场证明，自己需小心回答。
他收起先前大大咧咧的派头，小心翼翼地回答说：“第二起凶案发生的那天晚上，我上小夜班，肯定不会去唐启明住处。而第一起凶案发生至今已好几个月了，记忆不是很清晰，可能有误，不过记得那晚好像去过他的住处。还记得后来李红，就是他的女朋友也去了，我不想当电灯泡，跟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就走了。走的时候大概快十点钟了。”
他很满意自己的回答。如果唐启明的供词与他相符，那自己就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如果不符，那也可以解释为是时间造成的记忆模糊，不存在作伪证误导警方的故意。
我爸紧随其后，也坐到了他的兄弟先前坐过的那张椅子里。这是“神探”杨建平所未曾料到的。
让兄弟俩接踵而至，当然是为了防止两人串供。不过以我爸的智慧，如果他想要跟他兄弟串供的话，早在唐启明被拘留后的第一时间里就商量妥当了。可他懒得去做这件事，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无不可对人言说的事。
对他的询问内容跟他兄弟大同小异，但他的回答则与他的兄弟风格迥异，虽然关键词差不多，但所用词汇却是“朋友关系”、“知道”或“不知道”这类干巴巴的字眼。
警方很快便让他离开了。
李红听说专案组要找她谈话，激动得简直不能自己。
她先是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得溜光水滑，接着又对着充当穿衣镜的窗玻璃换了一件又一件衣服，最后挑了件浅粉红色的对襟毛衣穿上。上下打量了一番后似乎觉得效果不理想，又急忙翻箱倒柜，找了条白底带黑色小圆点的丝巾扎在脖子上……她这样折腾了足足有二十分钟，让等在外面的保卫干事崔永利十分心焦，几乎以为她越窗逃跑了，正打算破门而入呢。
出门后，她却一路小跑，一个劲儿地往前窜，把崔永利甩在了后面。
“着什么急啊，走那么快干嘛?警察又不会因为你迟到而拘留你!”崔永利甩开步子边追赶她边唠叨。
李红头也不回道：“我想早点见到启明。”
“嘿，又不是让你去探监，是传你去问话呢，关唐启明什么事，你怎么可能见到他呢?”崔永利没好气道。
一听这话，她的脚步顿时慢了下来。不过走着走着，她又禁不住加快了步伐，俨然一幅去探视丈夫的妻子模样。
负责询问的两位民警一位名叫夏仲平，年纪稍长，显然是主问人;另一位名叫李海东，主要负责记录。
李红落坐后，李海东在她面前放了杯水。
李红身高大约一米六十五公分，身材丰满，浓眉大眼，一头齐耳长的头发烫成最常见的小卷卷，给人的印象是位贤妻良母型的女子。
她身子紧贴着桌缘，大睁着双眼，急切地等待警方的询问。
夏仲平刚一开口问她跟唐启明的关系，她就急急忙忙地回答说，是他的女朋友。
接着她伸长了脖子，身子几乎趴到了桌面上，向两位民警提了一大串问题----唐启明现在何处，身体好嘛，吃得下、睡得好吗，什么时候能回去等等，似乎她是来探望病人，而不是来接受询问的，而坐在她对面的是医生而不是警察。她完全把角色搞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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