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弗罗凝视着照片上的脸：这人因为要搅乱他的秘密计划而不经意地成了他的敌人。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看上去很严肃，从下巴上蔓延开来的山羊胡子让这张脸稍柔和了些。
“干得好，凯文。这么说，这方法奏效了;这一切都很好。请你把每一个细节情况都马上告诉给圣马丁的莫伦诺上校。他也许很快可以采取行动。”
“还有在帕博的苏里南政府。”
“不，不要告诉他们。没有必要去惊动他们。”
“保罗，他一飞进帕博机场，他们就可逮捕他。我们的使馆人员可以确认那本护照是伪造的。苏里南人可以以护照欺诈而起诉他，并把他送上最快的一班飞机遣返回来，由我们的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押送。我们在飞机着陆时就逮捕他，他会被吓懵的，不会构成什么危险。”
“凯文，你听我说。我知道这很残忍，我也知道莫伦诺的名声。但如果这个人带着大量美元，那么他也许能避开在苏里南被捕。即使他被遣送回来，他也能在一天之内获得保释，然后消失得无踪无影。”
“可是，保罗，那个莫伦诺是一个畜生。你不会把你最糟糕的敌人送到他手里去……”
“可你不明白这个塞尔维亚人对我们大家是何等重要。你不明白他的偏执，也不明白他的日程也许有多紧凑。他必须确信对他人身安全的威胁已经解除，完全消失，不然他会停止与我们合作。”
“而且你还是不能告诉我吗?”
“对不起，凯文。不，现在还不行。”
他的副手耸耸肩，显得不太高兴，但只能服从。
“好吧，那感到内疚的是你，而不是我。”
就是这个问题，保罗·德弗罗想道。当办公室里再次留下他一个人，他凝视着窗外浓密的绿叶，德弗罗再次拷问自己：他的良心与他正在做的事情相符合吗?他别无选择：行大善而容小恶。
那个持假护照的不相识的人将不会痛痛快快地死去，但他已经选择了去骇人听闻的危险水域里游泳，是他自己决定要那么做的。
八月十八日那天，美国大地热浪滚滚，举国上下差不多有一半人在设法去海滩、河边、湖滨和山里避暑。在南美洲的北海岸，由内陆丛林里吹过来的湿热空气加上太阳的照射，使得气温陡增十度，达到摄氏四十三度。
从海岸沿苏里南河向上十六公里处，帕博港口的炎热空气像是一张巨大的毯子，笼罩在仓库和码头的上空。野狗们在努力寻找阴凉的处所，喘着气等待着太阳下山。人们坐在驱热作用不大的缓慢转动的电扇下纳凉。
那些笨人在喝含糖分的饮料、汽水和可乐，殊不知这只能加剧脱水和口渴。有经验的人则在喝热汤和热茶，这听起来好像是疯狂的举动，但早在两百年之前，就被英帝国的缔造人证明是最好的补充水分的方式。
一千五百吨级的“托巴戈之星”货轮在河道里溯流而上，靠上了指定的泊位，等待着天黑。在凉爽的黄昏，它卸下了货载，包括一只以美国外交官罗纳德·普罗克特的名字托运的保税木箱。这只箱子被搬进了围在栅栏内的保税仓库里，等待提取。
保罗·德弗罗已经花了多年的时间研究恐怖主义，不光是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主义活动。
他早就得出结论，西方那种恐怖主义是出于贫困、源于“地球的弃儿”的传统说法，是很轻率的，是政治正确的振振有辞的说法。
从沙皇俄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到一九一六年的爱尔兰共和军，从德国的巴德—梅因霍夫帮、法国的指导行动、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红军派、日本的联合赤军，到秘鲁的“光辉道路”、北爱尔兰的当代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的“埃塔”，恐怖主义者全都来自出身优越，受过良好教育，心灵空虚，自我放任的中产阶级理论家。
在对这些组织作了全面研究之后，德弗罗最后深信，这个推论可适用于它们的所有头目，那些自我吹嘘的所谓工人阶级的斗士们。这个推论，如同在西欧、南美和远东一样，也可适用于中东。伊马德·穆格尼亚、乔治·哈巴什、阿布·阿瓦斯、阿布·尼达尔以及其他所有的阿布们，全都出身优越。他们大都具有大学文凭。
按照德弗罗的理论，那些能够命令别人去餐厅里安放炸弹，然后幸灾乐祸地观看其结果的人，全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怀有满腔仇恨。这是一种“天赋”。首先是仇恨;目标可以在以后找到，而且通常总会找到的。
动机也是在仇恨之后出现的。它也许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民族解放或者其他上千个动机;也许是反资本主义的热情，也许是宗教狂热。
但首先是仇恨，然后是事业，然后是目标，然后是方式，最后是自我证明。
德弗罗绝对深信，本·拉登的“基地”组织领导层正是这种形式。“基地”的共同创始人，一个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搞建筑的百万富翁，另一个是来自开罗的执业医生。至于他们对美国人和犹太人的仇恨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这并不要紧。对他们来说，美国和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满意，只有彻底毁灭才能让他们高兴。他们憎恨美国，不是因为它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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