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忆起在伦敦怀特俱乐部，那位年老的英国间谍头子坐在窗边，左翼游行示威者在窗外的街上走过。示威队伍中，头发花白的老社会主义者还没从列宁逝世的悲痛中恢复过来;还有很多年轻男女，将来有一天他们会渐渐成为中产阶层并转而把选票投给保守党;当然，还有洪水般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们。
“他们永远不会宽恕你们，小伙子。”那位老人说。“这是富裕对他们的贫穷，强大对他们的弱小，奋发对他们的懒散，先进对他们的落后，聪明对他们的愚笨，积极对他们的坐等，实干对他们的噱头。”
“只要有一个煽动者站起来呼喊：‘美国所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从你们那里剥削来的!’他们马上就会相信。如同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那个丑恶的半兽人，他们的狂热分子揽镜自照，对他们看到的形象发出了怒吼。愤怒成了憎恨，憎恨需要一个目标。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并不憎恨你们;憎恨你们的是那些心理失常的知识分子。一旦宽恕你们，他们会心理不安。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憎恨还缺乏武器。有一天，他们会获得必要的武器。然后你们就必须战斗和牺牲。不是牺牲几十人，而是成千上万人。”
三十年过去了，德弗罗深信那个英国老头说对了。在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亚丁的事件之后，美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它所不知道的新的战争。当局所热衷的鸵鸟政策更使这种悲剧越发悲壮。
这位耶稣会会士已经要求站到斗争的最前沿，并得到了批准。现在他必须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去做一些事情。他的任务是“游隼计划”。他不想寻求与本·拉登谈判，即使在下一次恐怖袭击之后也不想以谈判回应。他打算在下一次恐怖袭击之前就摧毁美国的敌人。按照泽维尔神父的类推法，他打算先发制人，在那把尖刀捅过来之前，用他手中的矛去刺。问题在于：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决不能是模糊的，不能是“阿富汗某地”，而是要精确到十米见方的地点，精确到三十分钟之内的时间。
他知道，下一次恐怖袭击随时都会来临。其他人也都知道，白宫的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胡佛大厦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汤姆·皮卡德、兰利他头顶上一层办公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在街上人们都在流传说，一次“严重袭击”正在酝酿之中。问题在于，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目标和什么方式，这些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由于禁止他们从非正义的渠道获取情报，他们很难查明这些问题。再加上其他部门也不愿把他们得到的情报与他分享。
保罗·德弗罗已经不再对那些官僚抱有任何幻想了，他自己着手准备他的“游隼计划”，不想把它的内容告诉给任何人。
在他阅读过的成千上万份关于恐怖主义的资料中，尤其是关于本·拉登的报告中，一个主题一直在迷雾中不断地出现。伊斯兰的恐怖分子不会满足于少量几个美国人在摩加迪沙和达累斯萨拉姆死去。本·拉登要的是美国人成千上万地死去。那个早就过世的英国人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要达到大规模伤亡，本·拉登和他的领导层需要一件武器，他们现在还没有，但正在不懈地努力谋求。德弗罗知道，在阿富汗山区那些复杂的洞穴里——那不是简单的岩洞，而是设置了实验室等设施的地下迷宫——已经开始了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研制。但要达到大面积散布，它们还相距甚远。
对本·拉登，以及对世界上所有的恐怖组织来说，有一件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奖品：可裂变物质。至少十几个恐怖团伙在不惜一切代价、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取核设备所需要的基本元素。
这件核武器不需要一定是那种超现代化的“清洁”弹头;实际上从辐射性来说，越基本越“肮脏”的越好。恐怖分子中的科学家们知道，把足够的可裂变元素掺入到塑胶炸药中，能产生致命的辐射，可以把纽约那么大的一个城市范围夷为平地，造成该地区一代人的荒芜，还能把五十万人提早送进癌症的墓穴。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这场争夺核武器所需元素的地下战争是昂贵的、激烈的。到目前为止，西方后来在莫斯科的协助下，暂时获得了胜利，还幸存着。在各种秘密交易中，西方国家已经花费了巨额资金去把所有能找到的零星的铀235或钚购买过来。前苏联的所有共和国，在莫斯科的牵头下，已经把他们所余留的每一克可裂变物质全都交出来了。根据“努恩—卢格法案”，一些当地独裁者因为这种交易变得非常富有。但仍流失在外面的实在是太多了。
德弗罗在兰利的反恐中心建立了他自己的小组之后，他注意到了两件事。一是，有一百磅纯武器级的铀235，被秘密放置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文察学院。这个重量的仅仅三分之一，即三十三磅或十五公斤，就足以制成一颗炸弹。米洛舍维奇一倒台，美国就开始谈判要收购这部分铀。
另一件事是，一个邪恶的塞尔维亚歹徒，米洛舍维奇的密友，想在屋顶坍塌之前出来。他需要身份掩护、新的证件和保护，需要一个可以消失的地方。德弗罗知道那个地方绝对不能是美国。但有一个“香蕉国”……德弗罗与他谈成了一项交易，条件是他要提供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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