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索尔格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面目被揭穿了，并被处以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报也许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目标国招募间谍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种：直接去招募一个已经“在位”的人。招募过程可能是慢得枯燥，也可能是快得出奇。为这个目的，有才干的观察员们游荡在外交人员的社区，寻找对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该官员看上去似乎是清醒过来了的、愤恨不平的。牢骚满腹的、痛苦的，或者不管怎么说是可被招募的。
出国访问的团组也被仔细做了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被拉到一旁，聊聊过去的时光，是否有策反的机会。当有才干的观察员搭上一名“可能的人员”之后，策反员就出动了，通常是从建立随随便便的友谊开始，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深和越来越熟络。直至“朋友”建议该人能否帮他一个小小的忙：他需要一份无足轻重的、不会造成任何后果的情报。
一旦落人陷阱就无法自拔了。且被策反招募者为之服务的政权越是冷酷无情，他想招供和投进那个政权并不存在的仁慈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样被招募去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变节者也许是负债累累、婚姻痛苦、错过了提升、遭到自己政权的冷落，或者干脆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钱的诱惑。他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性关系或者同性恋关系，或者干脆是因为听到了甜言蜜语和奉承而被招募了。有几个苏联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尔迪耶夫斯基，是确因清醒过来的原因而改变立场的，但大多数背叛祖国的间谍是因为他们心灵空虚，深信自己是真正的重要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最古怪的被称为“闯进来”。如同这个短语的意思所指，对方径直闯了进来，出乎意料，事先也未打过招呼，提出愿意提供服务。
情报机构对被闯进的这种人总是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肯定是对方“安插”进来的。这样，当1960年一位高个子俄罗斯人走进在莫斯科的美国人那里，声称自己是苏联军事情报局(军情局)的一名上校并愿意为西方充当间谍时，他被拒绝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国人，英国人让他试一试。结果奥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来最神奇的间谍之一。在他简短的三十个月生涯中，他把5500份文件转给了操纵他的英美特工机构，且每一份文件都是机密级或绝密级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人永远不会明白肯尼迪总统会知道尼基塔·赫鲁晓夫必须打出来的整副牌，如同一名扑克选手在对手的背后安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那俄罗斯人冒了极大的风险，在有机会时他拒绝离开苏联去西方。导弹危机之后他被苏联反间谍机关剥去了伪装，受审后被枪决了。
那天晚上在特拉维夫，科比·德洛尔房间里的其他三个人用不着告诉关于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任何事。在情报界里有他的一分传奇。在沙龙提及这个名字以后，美梦浮上了他们的脑海。在巴格达有一个活生生的、镀金的、二十四克拉的叛徒?这能是真的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科比·德洛尔长久地、严肃地盯了沙龙一会儿。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年轻人?”
“我只是在想，”沙龙故作缺乏自信地说，“一封信……对任何人都没有风险——只是去一封信……问几个问题，难度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事情……看看他能否答得上来。”德洛尔扭头去看格桑。负责外勤特工行动的那个人耸了耸肩。“我是负责派遣人员的。”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寄信我有什么可顾虑的?““好吧，大卫。我们给他写一封回信。我们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埃坦，你与大卫一起办这件事。信发出去之前让我过过目。”
埃坦·哈达尔和大卫·沙龙一起离开7。“我希望你知道你究竟是在干什么?”中东处处长向他的门徒咕哝着说。
回信极为仔细地起草了。几名内勤专家把它写好了——至少是希伯来语文字。翻译工作以后再进行。
在一开始，大卫·沙龙首先仅仅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对写信人表示了感谢，并使他放心，信件已经安全到了写信人想要到达的目的地。
回信继续说写信人不会不明白他的信件已经因其源头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极大的惊奇和怀疑。
他说，沙龙知道写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人”需要建立某种诚意。
沙龙继续向写信人保证说，如果他的诚意能被建立起来，那么费用支付不成问题，但是产品应该与“我们的人”准备支付的报酬相适应。请问写信人是否愿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问题?整封回信还要长一些、复杂一些，但这些是其要点。沙龙最后给了写信人一个在罗马的邮政地址，以便让他回复。
该地址是在特拉维夫的紧急要求之下，由罗马情报站报过来的一处实际上已弃之不用的安全房。从那时起，罗马情报站将时刻注意这个放弃了的地址。如果伊拉克特工去观察那里的话，他们就会被发现，行动也将被取消。
二十个问题是经精心挑选的，也是在多次搔头皮之后才想出来的。其中八个问题摩萨德已经知道了答案，是不想再知道的。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维夫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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