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八个问题是关于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答案的真实性可在有了结果时作鉴定。还有四件事是特拉维夫确实想知道的，尤其是萨达姆·侯赛因本人的打算。
“让我们看看这个家伙的官位到底有多高。”在看阅那份问题清单时科比·德洛尔说。
最后从特拉维夫大学的阿拉伯语系召来了一位教授，让他把信件的内容写成阿拉伯文字。沙龙用阿拉伯语签上了他的名字——大卫。
信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大卫想给写信人起一个名字，如果在巴格达的写信人不反对的话，那么他被称呼为“耶利哥”不知是不是会介意?
那封信被从以色列设有使馆的惟一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开罗寄出了。
信寄出后，大卫·沙龙继续忙于自己的工作，一边等待着。他越想越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在一个由哈桑·拉曼尼那样聪明的人管理着反间谍网的国家里的一个邮政信箱发信，是危险得令人可怕的。“直接”书写绝密情报也同样危险，显然耶利哥根本不知道密信的书写。如果这种关系要发展下去的话，使用普通邮件也不是一个办法。然而，他认为，这种关系不大可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四个星期以后，耶利哥的复信到了罗马，并被原封不动地装进防爆盒内带到了特拉维夫。极为小心的防范措施被采取了。信封也许与炸弹连在一起或者涂有毒药。当科学家们最后宣称不存在安全问题时，信封被开启了。
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耶利哥的复信大有苗头。摩萨德已知答案的八个问题答得完全正确。另八个问题——军队调防、官员提升、罢免、政府要员的出访——要等事情发生时作核对，如果确实会发生的话。最后四个问题特拉维夫既无从知晓也无法核对，但都回答得相当可行。
大卫·沙龙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中的内容即使遭截取也不致造成安全问题：“亲爱的叔叔，来信收到，非常感谢。很高兴获悉你现在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你提出的几点需花时间，但一切都很好，我还会写信给你。爱你的侄子，大卫。”
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内，耶利哥也许是个真心实意的人的观点在上升。如果那样的话，就需采取紧急行动了。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纵一名在一个残忍的独裁政权内的间谍是另一回事。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书写、公开邮寄和邮政信箱的方法通讯了。那只能很快制造一场灾难。
需派一名外勤特工进入巴格达，住在那里使用一切技巧来操纵耶利哥——密信书写、密码、死信箱，以及不会遭截击的手段把产品从巴格达弄到以色列。
“我没有那样的人。”格桑重复说。“我不会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长期在巴格达执行危险的任务。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护，要不然他不去。”
“好吧，沙米。”德洛尔说。“要外交掩护。让我们看看谁合适。”
外交掩护的意义在于，一名执行敌对任务的间谍可能会被抓住。拷打、绞死。而一名委派的外交官，即使是去巴格达，能避免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如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抓住，他只不过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驱逐。这种事情一直是这样处理的。
那年夏天，摩萨德的几个主要部门简直工作得发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应该告诉他们，他没有间谍安插在被委派到巴格达的任何国家使馆里，且因为这件事他的工作计划全被打乱了。于是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外交官。
驻巴格达的每一个外国使馆都被作了鉴定。从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得到了他们驻在巴格达的使馆人员清单。没人相符合，没人以前曾为摩萨德工作过而可重新起用。这些名单中甚至连一个沙燕也没有。
然而一名职员出了一个主意：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在1988年时有一个机构是在巴格达的，即联合国西亚经济委员会。
摩萨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很活跃，于是得到了一份职务清单。其中一人较适合：一个叫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的年轻的犹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推定他是愿意提供帮助的。
耶利哥的答复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事实。验证时发觉他说过要调防的部队果然调防了，他预先告诉的官员提升和罢免果然及时发生了。
“要么萨达姆本人是这出闹剧的导演，要么耶利哥是在彻底背叛他的祖国。”科比·德洛尔这样评价说。
大卫·沙龙寄出了第三封信，也伪装得很好。在写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时，已经不需要那位教授了。第三封信是关于巴格达的一位客户订购一些精细瓷器和玻璃器皿的业务。显然，大卫在信中说，稍微多一点耐心是需要的，这样可安排好转运，并可保证货物不致遭受意外灾难。
已经驻扎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说西班牙语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圣地亚哥，并说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唤他们的儿子请事假回来，因为他的母亲得了重病。是父亲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儿子。焦急万分的儿子申请并当即获准了三个星期的事假飞回智利。
他在家里见到的不是患病的母亲，而是整整一组摩萨德培训官。他们恳请他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与父母亲商量后同意承担这个危险的工作。虽然全家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但对先辈的国土的感情是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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