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把他找出来呀!这么棒的证据摆在这儿，往后的事情毫无难度呀。这案子越来越简单了。”
在我积威之下，A探长咽下了“说得轻巧”之类的词汇，转而谦卑地求教：
“那你说怎么办呢?”
“这太容易了。我们的优势相当大，前前后后，一共有四个证人看到了他，”A探长插话“就是一个有用的都没有”，“这你可错了。只要把四份证词放在一起稍加对比，真相就在其中。我想，作为头期款，我可以先付给你——神秘人的职业。”
“职业?”A探长莫名惊诧，“不是……你破案到底什么路数?先是触类旁通的伪炫学，再是忽略一切的纯逻辑，现在怎么又变成老派风格的铁口直断了?”
“别着急，一会儿还有黄金时代呢。”
“可是……职业，拜托!就是福尔摩斯，也要见到这个人，或者拿到他用过的东西，才能判断的呀。”
“但水尔摩斯不需要!”我目空一切，睥睨众生，“不废话了。首先，让我们列出四位证人：散步、老者、助理、柠檬。我建议把三位女士编成一组，看看她们证词的异同。很明显，女性更爱干净，注意个人卫生，她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他的衣服很脏。这就不对了。”
“怎么就不对了呢?说得一样还不对，那要怎样才对?”
“问题就在她们条件不一样，口径不该如此统一。散步女与他擦身而过，柠檬小姐和他面面相观，她们目击嫌疑人时，几乎近到呼吸之声相闻，能够发现他衣服的问题，完全合理。可助理情况不同，她只是远远地望见他，虽然不断走近，但尚未走到近前，就转去处理苹果意外事件了。她从未有机会接近他，而相隔一段距离之下，她何以判断他衣服的脏净?那衣服得脏成什么样子，才能老远就看出来?”
“这……你说呢?”跟推理迷相处了这些日子，A探长终于学会把问题都丢回来了。
“我认为，引发她这种认知的，绝不是长期积累、把白衣服穿成灰衣服的那种脏，那样远远看去，只会认为本来就是那种颜色。我觉得应该表现更突兀，比如明显得绝对无法错认成装饰花样的污渍?事实定是如此，但我们要知道，产生这种想法对证人来说并不容易。助理小姐就职于模特公司，平时接触的都是前卫到简直不明所以的服装：最匪夷所思的设计，最稀奇古怪的材料，最天外飞仙的风格，她见得多了;那种走残破路线刻意做旧的，更是不会陌生。那么，在辉煌的表演大厅里，她看到那个人，为什么她没有按照职业习惯，认为他穿的是新潮的奇装异服，而能客观地把污迹就看成污迹，并精准判定此人与全场风格不搭呢?”
“好，我记下来。”A探长很受教。
“对比完这一组，我发现了信息的递减性。目前所知的嫌疑人主要特征有四：年龄、头发、衣着、身高。柠檬目击条件最优，四项都有反映，尤其是年龄，让我们获得了一个录像资料里没有的重点;散步无缘见到正脸，所以第一项缺失;助理因未曾靠近，只注意了后两项，细节点的东西就没有;而老者更少，只说了身高一样。我可以想象，你们多半想当然地去重视证词内容丰富、提供了较多情况的证人，而说辞相对模糊的，就感觉没什么帮助。你们对四位证人的信任关注度，按照我说的顺序依次减淡，没错吧?”
“是啊，我们当然会更偏向观察细致的证人，何况三位女士措辞严谨，感觉对自己的言论很负责。像老头那样的，一共说出一条，还糊里糊涂妄加揣测，基本可以当他没说。”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些女士思想有局限，条目虽多，却大而无当。老者的证词看似无用，却最有价值。一切真相，尽在他的口中。”
“啊?!这怎么说?”还是锤炼得少，A探长依然大惊小怪。
“她们被你们误导了!你站在范先生的尸体边，寻找走出案发楼的‘可疑人’，由此邂逅了散步;而后，你拿着收集整理的神秘男子特征，去问助理和柠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嫌疑人’。看这个反复出现的‘疑’字，她们被你暗示了，直接将此人划为危险份子，产生了认识偏差;那人身上一些很鲜明的个人特征，很遗憾地被妖魔化了。别忘了我之前指出的舆论导向，他不会反侦查!他想不到为了犯罪去伪饰自己，他所展现的，一直就是他的本色!如果你能让证人们不要管凶案，只是放纵自己的感觉，大胆说出对此人的直感，‘你觉得他是个什么’，也许真相早就显现了。”
“我可以立刻这么做。”说着就要掏电话。
“晚了。你说过她们谈吐非常谨慎，这未必是她们的本性，只是事关谋杀，一句说错惹祸上身，她们不能也不敢多说。这根本就是三台人肉录影机，把自己看到的东西不做任何加工，完全客观地照搬给你，却只比那劣质的摄像头更不清晰。这才是彻底的没用呢。相比之下，老者受你们干扰较少，只是一堆无主纸箱的招领，想一想，不会一下扯到那个死人身上，所以，他的感觉更真实。他是唯一一个做出了自己判断的人，而全案最关键的地方，正是他这个妄加揣测。他说，那是一个物业雇来的装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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