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日这天，博登先生和夫人害病的时候，只有女仆和丽兹·博登在跟前。把消息透露出去的是丽兹，她跟自己的朋友玛丽恩·拉塞尔说，她相信家里的牛奶里被人投了毒。
但是当时天气热不可当，谁也不愿为此而自寻烦恼、劳精费神。再说，大家对丽兹的说法并不当回事。她是家里第二个女儿，已三十二岁了，一身皮包骨头，并不讨人喜欢，左邻右舍对她褒贬不一。都说她是“有教养的”，“高雅的”——她游历过欧洲;按时去教堂做礼拜;在一个布道区的一个班级里执教，是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和类似组织的成员，因工作出色而闻名遐迩。但也有乡亲认为她脾气急躁，甚至偏执。说她有“古怪念头”。
所以博登家两老的病理所当然引起重视并认为病因来自大自然作怪;人们不能不想到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无所不能的炎热，以及警察局举办的一年一度福尔河的郊游活动，时间定在八月四日。
八月四日这一天，气温不见降低，但是到了十一点钟郊游正达到高潮——就在这个时候，安德鲁·杰克逊·博登离开坐落在闹市区的办公室，回家躺在沙发上小憩。正是中午酷热难当之时，他睡得很不安稳，时睡时醒。
不多久，丽兹·博登从谷仓出来，到了客厅，发现父亲并没在睡。
博登先生躺在沙发上，头被砍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丽兹·博登把那女仆玛吉·沙利文唤了进来。她原在房里歇息。丽兹·博登让她快跑去请鲍温医生。他的家离得很近。可他不在家。
碰巧另一位邻居丘吉尔太太路过这里。丽兹·博登在门口招呼了她。
“有人杀了我父亲。”当时丽兹·博登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你母亲在哪儿?”丘吉尔太太问。
丽兹·博登犹犹豫豫。都怪天太热了，一时想不起来。“可不是——她不在家。她收到一张条子后就出去给一个病人帮忙去了。”
可丘吉尔太太并不犹豫。她当机立断，立即快步跑到公共马房去喊人来帮忙。很快来了一帮邻居和朋友;警察和医生也赶了来。聚拢来的人越来越多，现场乱哄哄的。又是丘吉尔太太径直跑到楼上那个空房间里。
博登太太躺在那儿，脑袋也被敲碎了。
这时候验尸官杜伦医生已来了，讯问早已开始。警察局局长和手下几名警员亲临现场，确认没有抢劫的迹象。他们开始盘问丽兹。
丽兹·博登说自己在谷仓里，吃着梨，正在寻钓鱼用的坠子——尽管天很热。她后来打起了盹，突然被一声含糊不清的哼哼声惊醒过来，便回到房子里想看个究竟。结果发现父亲被人砍死了。她知道的就这些……
这时候，人们又联想到她怀疑有人投毒的事来，意义重大。一位药店老板说，几天前，他的店里确实来过一名妇女，想搞点氢氰酸——她说是用来灭杀皮毛大衣上的蛀虫。她遭到拒绝，店主告诉她，必须持有医生处方。
那女人的身份查清了——她就是丽兹·博登。
丽兹曾说过她继母曾收到一张便条后出门，这事也进行了调查，发现便条一说纯属子虚乌有。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也忙碌起来。他们在地窖里找到了一把断了柄的斧头。斧头刚洗过，再在上面抹了些灰。水和灰把血迹掩盖了……
接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人们既惊愕，又棘手，其间炎热也起着微妙的作用。警察当场没有采取正式的行动，便撤离了。整个案件被搁置下来，等待审讯。安德鲁·杰克逊·博登毕竟是位富有的公民，他的女儿也是位杰出而受人尊敬的妇女，所以谁也不想等闲视之。
几天过去了，这些日子里人们无不大汗淋漓，冒着酷暑，手掩嘴巴，叽叽喳喳，谈兴正浓。案发后的第三天，丽兹的朋友玛丽恩·拉塞尔上她家串门，看见丽兹正在焚烧一件衣服。
“衣服上沾满了油漆。”丽兹·博登解释说。
玛丽恩·拉塞尔记得这件衣服——谋杀案发生的当天丽兹·博登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审讯不得不进行了，免不了作出判决。丽兹·博登被批捕，正式被指控犯了杀人罪。
报界不甘寂寞。教会人员挺身而出为丽兹·博登辩护。擅长写伤感文字的女记者为她摇旗呐喊。正式开庭前的六个月，这起谋杀案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
但是没有发现新的线索。
在进行审讯的十三天里，除了不厌其烦地反复叙述这一令人费解的奇案外，没有具有轰动效应的新发现。
一位有新英格兰血统的老姑娘为什么用斧头砍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然后无所畏惧地“发现”那两具尸体，而且还报了警?
检察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日，经过一小时审议，由与丽兹·博登地位相同的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判她无罪。
她回到家里，过着多年的隐居生活。随着她的去世，污点早已抹去，但谜团仍然没有解开。
只有一些严肃的小姑娘，边跳绳，边神情庄重地低唱着：
丽兹·博登抡起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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