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年他上了初中，我是五年级。电话刚刚普及，太贵，装不起，我俩就一直保持通信来往。
那个时候，除了我，小威还和之前几个好朋友保持通信。
有一天，其中的一人在信中这样写道：威哥，你还记得紫建吗?其实我好多次都想跟你说来的，咱们那时候玩得太过分了。该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想提，不过说出来我心里痛快多了。我现在是个转校生，受到其他同学排挤，不过我还行，挺得住。因此我就体会到，当初紫建被咱们折腾有多惨。我和紫建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你是知道的。那几个月，紫建跟着咱们玩，可是，他每天回家都会哭。他妈妈身体不好，所以他也不敢回家哭，就只能在大杂院黑糊糊的小过道里缩着。好几回被我碰见了，我有心安慰他，又不知该怎么开口。现在想想挺后悔的，我俩在不同的初中，我也搬走了，所以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威哥，没别的，我忽然想起来，觉得难过，跟你瞎唠叨，你别往心里去。最后，祝愿大家都学习顺利，万事如意吧。
小威看了这封信，慌了!
原因之一，是他在慢慢长大，从调皮讨厌的小威开始成长为成熟稳重的老威。他渐渐有了同情心，也意识到了自己所作所为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块头的他抬头往前看看，左边那一排的前几个位置，坐着的正是刘紫建。
他和他被“大拨轰”①到同一所初中。
着实让老威感到心烦意乱的是，他的那位朋友的来信，多少有些预言的意味，而且预言得非常准确——刘紫建在新的学校里，依然吃不开!
成长起来的老威，失眠了。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做错了，可不知道该怎么改正。对他而言，不用说，自信的、大块头的他，虽然不一定能有幸得到女孩子的青睐，可是男孩子都喜欢跟他玩。可刘紫建还是瘦瘦小小的，他的结巴，没准有点缓解，不过还是能听出来。他学习不好，没什么兴趣爱好，少言寡欲，不合群。
不合群，这对未成年人来说，是最要命的缺陷，远比低智商要可怕得多，偏偏刘紫建把这些都占全了。
老威一筹莫展。
“你还记得吗?”老威问我，“为这事，我还给你写了封信呢!问你该怎么办。”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
“你说，错了无所谓，反正是孩子，哪有不犯错的。关键是，你得从现在开始改正错误。”
“哦，有点印象了!那可能是我爸写的，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
“别赖我，那时候我家长还经常拆我信呢!你接着说!”
也许是接到了我爸的来信，老威同学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对同学不公正的待遇。
他有心这么做，也真的去做了，可效果不大妙。
紫建倒好说，老威肯和他握手言和，八成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感激涕零地瞧着老威，充了电似的玩命点头。
其他人有些不愿意了，首当其冲的就是祁睿!
现在来看，祁睿算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救过孩子，但那时候，祁睿是个坏学生，抽烟、喝酒、染毛、旷课、打架、泡妞……反正极尽坏学生的本能呗。还有一票坏孩子，比如把京巴叫藏獒的程雷等人都跟老威打成一片。现在多了个傻乎乎的刘紫建，这算怎么回事呢?
到了初中，这影响继续扩大，权威性开始下降，老威说话不再那么一言九鼎。
祁睿就曾警告老威：“你丫要是非跟傻子玩，那就别跟我们玩了。”
老威体验到了原来作为群体中一员的感受。其实，不光是孩子或者学生，群体中的从众意识可以放到任何社会团体中。
赫鲁晓夫在上台之后，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在一次演说中，他大肆抨击斯大林的极端主义，并宣称自己在当初就意识到了斯大林的错误。没想到，人群中有人吵嚷了一句：“既然你那时候就想到了，为什么你不站出来阻止他呢!”赫鲁晓夫被这无礼的冲撞弄得怒不可遏，他冲台下吼了一句：“刚才这话是谁说的，站出来!”台下鸦雀无声，谁也不敢承认。赫鲁晓夫沉默了好一会儿，忽然温和地微笑起来，“看，不管这话是谁说的，都不敢站出来，那么我当年，不也是一样吗?现在你们能理解我的立场了吗?”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算得上是睿智，他轻易地化解了矛盾，并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实质上，不论是赫鲁晓夫或者那位嚷嚷的同志，还是老威，谁都不敢轻易反抗群体的意志。
拖了大概一年，也是他的最大限度了，老威同学败下阵来。他不得不宣布效忠于自己的小群体，再一次背叛了刘紫建。
当然，这一次，比小时候要善良得多——只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刘紫建继续孤独的挣扎，没有朋友，可是以老威、祁睿和程雷为代表的小圈子也不会欺负他。
错就错在，刘紫建不该喜欢上一个女孩。
七、红领巾大喇叭
刘紫建喜欢上那个女孩，这就有点自寻死路的意思了。
需要承认的是，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紫建嘴巴又不利落，因此，他就形成了写点小文章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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