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东西我在牢里都看过，但我阅读内容，用不同的眼光再看一遍。我没看出什么，只知道一个漂亮的富家女被杀，新闻界彻底被排除在外。原来他们家的影响力很早就发挥作用了。跑犯罪新闻的记者一定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有道理。假如妻子被杀的那天晚上特里在帕萨迪纳跟岳父谈过话，那警方接到通知前，屋里屋外早就有十几个守卫挡驾了。
可是有一件事不合情理——她被揍成那样子。谁也不能叫我相信特里干过这种事。
我把灯关掉，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外面的灌木丛中，一只知更鸟唧唧喳喳，顾影自怜，还不肯安歇。我的脖子痒，所以我刮了胡子，淋浴后上床，仰卧着静听，仿佛远处黑暗中有一个安详、耐心的嗓音娓娓澄清着这一段故事。可是我听不见，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听见的。没有人会向我说明伦诺克斯案。用不着说明。凶手自白了，而且已经死了。连庭审都不会有。
《新闻报》的朗尼·摩根说得不错——太方便了。如果是特里·伦诺克斯杀了他妻子，那就好。用不着审问他，提起种种不愉快的细节。如果不是他杀的，那也不错。死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替罪羊。他永远不会反驳。
第十一章
早上我又刮了一次胡子，穿上衣服，跟平常一样开车进城，在老地方停车，如果说停车场服务员凑巧知道我是重要的公众人物，那他掩饰得很好，完全没显露出来。我上楼顺着长廊走，拿出钥匙开办公室的门。一个黝黑斯文的男人盯着我瞧。
“马洛先生吗?”
“怎么?”
“别走远，”他说，“有人要见你。”他本来贴墙站，现在离开墙边，有气无力地走开了。
我走进办公室，拿起邮件。桌上邮件更多，是夜间清洁女工放的。我先开窗，然后撕开信封，把不要的丢掉——结果全扔了。我打开另一道门的蜂声电铃，把烟丝填进烟斗点燃，就坐在那儿静候人家来喊救命。
我超然地思索特里·伦诺克斯的一切。他已经退入远处，白发、疤面、软弱的吸引力以及古怪的自尊都已远了。我不评判或分析他怎么受的伤、怎么会恰好娶了西尔维娅这种妻子。他就像你在船上认识的人，彼此很熟，其实一点儿都不了解。他走得也像那种人，在码头道别：“老朋友，我们要常联络啊。”明知道你不会他也不会主动联络。你可能永远不会跟这家伙重逢了。就算再见，他也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又一个特等车厢里的扶轮社【注】社员。生意好吧?噢，不太坏。你气色不错嘛。你不也一样?我体重增加太多了。我们不都一样吗?记不记得“弗兰科尼亚”号(或其他别的)之旅?噢，当然，那次旅行太棒了，不是吗?
【注】扶轮社：现名国际扶轮。为国际性民间社团，创建于1905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社团组织。
去他的太棒。你烦得要命。你跟那家伙讲话，只因为附近没有你感兴趣的人。也许特里·伦诺克斯和我也是这样。不，不见得。我拥有他的一部分。我曾在他身上投入时间和金钱，在牢里关了三天，更别提下巴挨了一掌，每次吞东西还会痛。现在他死了，我甚至不能把五百块钱还给他。这叫我很不愉快。令人不悦的永远是小事。
门铃和电话铃同时响起。我先接电话，因为门铃只是代表有人走进我的袖珍会客室。
“马洛先生吗?恩迪科特先生打来的。请等一下。”
他来到线上说：“我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仿佛他不知道他的混蛋秘书已经跟我报过他的名字。
“早安，恩迪科特。”
“很高兴他们放你出来。你不做任何抵抗也许是正确的办法。”
“不是什么办法，只是倔犟罢了。”
“我想你可能不会再听到这个案子了。万一听到而且需要人帮忙，给我个信儿。”
“怎么会?那个人死了。他们要费尽心机证明他曾接近我。还得证明我知情。然后他们得证明他犯了罪或者是逃犯。”
他干咳一两声，小心翼翼地说：“也许你没听说他留下一份完整的自白。”
“我听说了，恩迪科特先生。我是在跟律师讲话呢。如果我说那份自白的真实性和精确性还有待证明，算不算离谱?”
“我恐怕没时间讨论法律问题。”他高声说，“我要飞往墨西哥去执行一项相当不愉快的任务。你大概猜得出是什么吧?”
“嗬。要看你代表什么人了。记住，你没告诉我。”
“我记得很清楚。好啦，再见，马洛。我说要帮你，原意未变。但我也给你一点儿小建议。别太自信你是清白的。你干的是很容易受攻击的行业。”
他挂断了。我小心地把电话放回去，手搁在电话上瞪眼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扫掉脸上的不豫之色，走过去打开会客室的门。
有一个人坐在窗口翻杂志。他穿一套蓝灰色的西装，上面有几乎看不见的浅蓝格子;双脚交叉，穿一双黑色软鹿皮系带鞋，这种鞋子有两个气孔，几乎像休闲鞋一样舒服，不会一走路就弄坏袜子。他的白手帕叠得方方正正，后面露出一截太阳镜。他的头发浓黑，像波浪一样卷卷的，肤色晒成深棕色。他抬起一双小鸟般明亮的眼睛，络腮胡下露出笑容。领带呈深栗色，在雪白的衬衫上结成尖尖的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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