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古钱是很难出手的。”我说。
“也许你说得对，我不知道。直到昨天我才发现这块金币不翼而飞了。我本来也不可能知道失窃的事，因为我从来不去动那些藏品。可是洛杉矶有一个叫摩宁斯塔尔的人打来电话。他自称是钱币商，打听我们是否准备出售勃拉舍尔金币。这个电话碰巧是我儿子接的。他说他不认为家里想出售这枚币，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但如果摩宁斯塔尔先生肯另外找个时间再打来电话的话，他可以先将这件事跟我商量一下。现在不方便，我正在休息。那个人说他可以再打电话过来。后来我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戴维斯小姐，戴维斯小姐又告诉了我。我叫她主动给那个币商打电话问问。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她又啜饮了几口葡萄酒，挥动了几下手帕，哼哼一声。
“为什么引起了好奇心?”我没话找话地问。
“如果这个币商稍有些名气，他就会知道我家的这块币是不可能出手的。我丈夫默多克在遗嘱里写得很清楚，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任何收藏品都不出售，也不出借或典押。这些东西不许任何人拿出这所房子，除非房子受到损害必须搬迁。即使那样，也只有保管人有权利把东西移走。我那死鬼丈夫，”她冷笑着说，“似乎认为，我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他那一堆破铜烂铁片应该更感兴趣。”
这一天天气晴朗，室外阳光灿烂，百花盛开，鸟儿在枝头鸣啭。汽车驶过街头时令人感到舒适的轰鸣声，一阵阵从远处传来。而在这间散发着葡萄酒味的幽暗的屋子里，面对着这位愁眉苦脸的女人，我却觉得好像置身于一个幻境中。我上下颠动着架在另一条腿上的脚，听着她絮絮叨叨地说下去。
“我同摩宁斯塔尔先生通了电话。他的全名是艾里沙·摩宁斯塔尔。他的办公室在洛杉矶市商业区第九大街一幢名叫贝尔芳特的大楼里。我在电话里告诉他，默多克家的收藏品是不出售的。过去从来没有出售过，而且只要我在世一天，也决不会卖给外人。我还对他说，我很奇怪，他居然不知道这一情况。他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就问我，能不能允许他看看我家的藏品。我告诉他当然不允许。他冷冷地谢了我一下，就把电话挂断了。这以后，我上楼去查看那些钱币。我已经有一年没有碰那些东西了。那枚金币本来锁在一只防火的盒子里，这次不见了。”
我没说什么。她重又斟上酒，用她粗大的手指在藤椅扶手上敲击着。
“我当时怎么想，你大概猜得出来。”
我说：“关于摩宁斯塔尔先生的事，或许我猜得出。有人提出要卖给他这枚金币，他知道，也许猜到了这枚币是从哪儿来的，这一定是一枚非常稀有的钱币。”
“他们称之为没有流通的样币，这东西确实极其稀少。是的，我也是你这个想法。”
“它是怎么叫人偷出来的?”我问道。
“这所房子里谁都偷得出来，一点儿也不费劲。我的钥匙就放在皮包里，皮包随身带着，一会儿拿到这儿，一会拿到那儿。只要有心这么做，谁都能把钥匙从皮包里取出来，打开屋门、柜门，在我发觉前，重新把钥匙放回我的皮包。如果是外人，这样做并不容易，但是对家里人说，这是易如反掌的事。”
“我懂了。您为什么肯定就是您儿媳妇拿的，默多克太太?”
“我并没有任何从严格意义上讲的证据。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家里有三个女佣人，她们都已经在这里干了很多很多年了——早在我同默多克先生结婚前——这是七年前的事——她们就在这里当佣人。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侍弄花草的园丁，这人从不进屋来。我们家没有汽车司机，我上街不是我儿子就是我的秘书给我开车。金币不是我儿子拿的。第一，因为他不是那种偷母亲东西的傻瓜，再说他会毫不费力地不叫我同币商摩宁斯塔尔直接通话。至于戴维斯小姐嘛，她偷我的金币?就连这么想想都太可笑了。她这个人像老鼠一样胆小。不会是她，马洛先生。琳达即使没有别的原因，为了报复我，也会做出这种事来。她正是这种人。你也知道，在那些夜总会混事儿的都是些什么女人。”
“什么人都有。”我说，“正像其他地方一样。关于失窃的事，我猜想不会是外边的小偷撬锁进来的吧?我想也不会。不会有小偷下这么大工夫只为了拿走一枚贵重钱币。我看最好让我去看看那间屋子。”
她把下巴向我一伸，脖子上的肌肉绷成了一堆硬块：“我已经告诉你了，马洛先生。是我的儿媳莱斯利·默多克太太把勃拉舍尔金币拿走的。”
我瞪着眼睛看她，她也瞪着眼睛看我。她的目光像这幢房子的砖墙一样硬。
“就假定您推测的是事实吧，您要叫我做的究竟是什么，默多克太太?”
“第一，我要把那枚币弄回来。其次，我要我儿子顺顺当当办了离婚手续。我不要花钱买离婚。我敢说，你是知道这类事该如何安排的。”
她把杯子里的余酒喝光，纵声大笑起来。
“也许我听人说过该怎么办。”我说，“您是说，这位女士没有留下转信地址吗?您的意思是，您对她现在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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