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天在街上我们曾经和尤里·兰多擦肩而过，我想我们是不会多看他一眼的。他看上去就像在家时一样，想必多年前在基辅或敖德萨时，他看起来就是这样。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厚胸膛，那张脸简直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代颂扬劳动阶级壁画里的典范;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颧骨，面庞棱角分明，加上一个突出的下巴。棕色的头发长而柔软，经常得往后扬头把脸上的头发甩开。
他快五十岁了，移民美国十年，来的时候带着太太和四岁的女儿卢德米拉。以前在苏联他便做过一些黑市交易，到布鲁克林之后很快接触各种边缘企业，不久便开始交易毒品。他做得很不错，不过干这行没有不赚不赔的人，要么送了命或进了监狱，要么就做得不错。
四年前他太太的卵巢癌已经转移，靠着化疗多活了两年半。本来她希望看到女儿初中毕业，可惜却在秋天过世了。卢德米拉(现在她自称露西卡)在春天毕了业，现在是一所位于布鲁克林高地、名叫奇切斯特学院的私人女子高级中学的新生。那所学校学费很贵，要求也很严格，毕业生进入常长春藤联盟大学的比率极高，当然也包括像是布林莫尔或史密斯这类的著名女子大学。
当凯南开始打电话警告同行小心绑架的时候，他差点就决定不打给尤里·兰多。他们并不熟，几乎没有往来过，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凯南以为尤里不必担心，因为他太太已经死了。他没有想到他还有个女儿：不过他还是打了电话，尤里听了更觉得自己打从一开始送露西卡上学的方式就是明智之举。他不让她坐地铁或公共汽车，安排了车辆接送服务，每天早上七点半来家里，然后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再到奇切斯特校门口去接她。如果她想去朋友家，车子会送她去那儿，等她想回家时，她再打电话叫车子去接。如果她想到家的附近逛逛，通常一定会带着狗。那是一条非洲猎狗，性情其实非常温和，但看起来却凶猛、吓人。
那天中午刚过，奇切斯特学院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一位说话颇有教养的男士解释说他是兰多先生的助理，要求学校早半个钟头让露西卡离开，因为家里有急事。“我已经打电话跟车辆服务公司讲好了，”他向接电话的女士保证，“他们的车子两点十五分的时候会在校门口等，不过可能不是今天早上去接她的司机和车子。”还有，他补充说，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不要打电话去兰多先生的家，可以直接找他，佩蒂伯恩先生，然后他给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她并没有打到那个号码，因为这件事并不难办。她叫露西卡(学校里没有人知道她叫卢德米拉)来办公室，告诉她今天她得早点离开学校。两点十分，那位女士往窗外看，一辆墨绿色货车停在位于庞艾普街上的学校大门正前方。那辆车跟平常接送那位女孩的新型通用轿车很不一样，不过显然是来接她的。车辆服务公司的名称及地址清清楚楚漆在车身两侧，査维里姆租车服务，地址在海洋大道上。绕到货车另一边替露西卡开车门的司机，身穿蓝色便装外套，正是该公司的制服，而且他还戴了一顶规定的鸭舌帽。
露西卡毫不迟疑地上了车。司机关上车门，绕到另一边，上了驾驶座，开到柳树街的街角，这时办公室内的女士便转开视线了。
到了两点四十五分，大家都放学了。几分钟之后，平常的那位驾驶员开着那辆当天早晨送露西卡去上学的奥兹莫比轿车来了。他很耐心地在路边等候，因为他知道露西卡通常会迟十五分钟才出校门。他很可能会等那么久都不说一句话，但露西卡的一位同班同学认出他来，告诉他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她早就离开了，”她说，“半个钟头前就有人来接她走了。”
“得了吧。”他说，以为她在跟他开玩笑。
“是真的!她爸爸打电话到办公室去，你们公司派了另一辆车来接她。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去问塞佛伦斯小姐。”
那位司机没有进去问塞佛伦斯小姐;如果他那么做了，塞佛伦斯小姐肯定会打电话到兰多公馆，甚至还可能会打电话报警。但司机只使用车上无线电话打给海洋大道公司里的配车员，问她在搞什么名堂。“如果她早需要用车，”他说，“你还是可以叫我来啊。就算你联络不到我，也该通知我一声，让我别白跑一趟。”
配车员当然不知道司机在讲什么。等到她大概抓出个头绪，她想到一定只有一种可能，兰多不知为什么原因，打电话到另一家公司叫了车。本来她可以不管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线路都在忙，或许兰多有急事，或许他自己去接女儿了，忘了取消订车。不过显然她觉得事有蹊跷，她査了尤里的号码，打了个电话给他。
起先尤里觉得她在大惊小怪。显然查维里姆公司有人出了差错，派出两辆车去接同一个人，让第二位司机白跑一趟。为这种事打电话来找他干什么?但他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对，他仔仔细细问了配车员经过情形，说他很抱歉，造成他们的不便，然后把电话挂上。
他接着打电话给学校，等他和塞佛伦斯小姐通完电话，知道他自己的助理佩蒂伯恩先生打电话过去的事之后，心里已经明白了。某人已成功从学校里拐走了他的女儿，骗她上了一辆货车。她被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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