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足不出户。丈夫雇了一个家庭女工，操持家务。她买菜，洗衣服，做饭，收拾我们这所巨大的住宅。有时让我化妆、做头发、戴首饰，带我去上流社会，出席招待会或者为进行谈判而举行的宴会。大概就像人们随身带着金烟盒一样，想带我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觉得我成了穿戴，有如人们出门之前穿上礼服或戴上名贵的手表一样。男人们开始注意到我，可是我被严格禁止不仅不能卖弄风情，甚至也不许与他们交谈。当然，不是指几个人在一起的共同交谈。丈夫允许我参加多人交谈。有一次，我和某人跳了一会儿舞，之后，丈夫狠狠骂了我一顿。不，他不是吃醋，他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许我有，即我抛弃他而喜欢别人。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任何人——明白吗，任何人——都不能动这样的念头，即认为我在卖弄风情。他认为这会给他脸上抹黑，使周围的人把他看成几乎是戴绿帽子的人。
我就这样过了五年。突然——真是天大的幸运!——我们要外出度假了。当然，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分开走，我们应该一起乘飞机。可是就在出发前一天，我们改变了计划。我和儿子先走，丈夫随后与我们会合。
我来到了西班牙。独自一人，没有监视者。我穿着难以想像的服装，在昂贵的发廊里做了头发。我年轻，没有经验，渴求各种感受，想展示通常的女人的妩媚，得到男人的青睐。我想要别人喜欢我，我想要有人跟我调情。我没有企图背叛丈夫，我对我们的性生活非常满意，没有任何别的奢求。但觉得自己是女人——这不仅仅是丈夫想要你。
我昏了头了。晚上，我和又一个倾慕者坐在滨河街一间酒吧里。奏着音乐，我们一起跳舞，喝着一种香味浓郁的鸡尾酒，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手，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的眼睛，我真希望这个美丽的童话永远不要结束。明天丈夫就要来了，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自由的夜晚。也许，我喝酒太多了。也许，音乐的声音太大了。也许，我太人迷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我什么也不记得，什么也没有想，除了命运赠予我的，让我过了五天真正的、正常的、美丽的生活。接下来又是樊笼。纵然是金子做的，但毕竟是笼子。
“谁的孩子?!”
这个叫喊声至今仍然在我耳边回荡。为什么我就没发现儿子从酒吧里跑出去，到了浴场呢?为什么我就没有拽住他?为什么我就没有听见他呼救呢?酒吧里一个顾客发现了他，并喊起来。我呆住了。男人们纷纷向海边跑去。但是晚了。
第二天，丈夫飞来了。他办理了一切证件，我们带着儿子的尸体回到了莫斯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只跟我说过一次话。他问，这是怎么发生的。我知道，他后来找到了那天晚上曾在酒吧里的人，向他们打听了情况。我猜，他们给他谈了一些情况。从此，他不再说话了。他甚至没有打算与我分担痛苦。似乎死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我的。似乎这一切统统与我无关。
他沉默了三个月。后来开始说话了。天啊，他继续沉默该多好啊!他骂我是没有头脑的淫荡女人，在陌生男子面前毫无廉耻。他把一切罪过都安在我头上。难道我自己不知道我有罪过吗?难道我谴责自己比他谴责得还少吗?他不想看见我是多么痛苦。后来我明白了，他看见了，但他觉得这痛苦还不够。他想使我更加痛苦。
我试图自杀。我割断了静脉。不巧的是，那天家庭女工比平时来得早。我被救过来了，被送到了医院。医生劝我平静下来，解释说，我的死改变不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使儿子死而复生。他们怎么就不理解，我没有想要改变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生活是什么样，就让它是什么样好了。我只是不想过这种生活了。让它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吧，让它没有我继续进行下去吧。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痛苦了……
我住了半年医院。丈夫每天来看我，送来食物和药品。也跟我说话。我竭力充耳不闻，但毫无作用。半年以后我出院了。给我注射了某种制剂。痛苦依旧，从未离开过须臾。我不想像从前那样生活。只有一点改变了：我明白了，我没有力量独立了断这一切。用催眠疗法给我治疗了半年，收到了应有的效果。现在我不能依自己的心愿终止自己的生命。
我来到大街上，希望有辆大货车从我身上轧过去，或者我被抢劫者打死。有好几次，我试图跳到行车道上。我站在人行道上，选择车流最密集的那一刻。就在最后一秒钟，我豁然明白了，我不能这样做。催眠疗法的医生们，他们真该死!他们没有消除我的痛苦，没有摧毁我的心灵，但却剥夺了我独自摆脱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机会。
但是今天这个就要了断了。今天我碰见了他，偶然碰见的，在街上。他走到我跟前，问我感觉如何。他冲我微笑，这是善解人意的、富有同情心的微笑。我回答说，我感觉好极了。
“我理解您，”他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处在您这种情况下的女人一般未必会有什么感觉，除了巨大的、占据整个身心的痛苦。”
“您怎么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难道您还不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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