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突然忍不住说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我看见自己面前有一位善解人意的人。他不打算指责我。我说呀说呀，说得停不下来了，好像我还哭了，因为后来我发现我手里有一块湿手绢。我和他不知朝什么地方走着，我没有看见朝什么地方，我反正无所谓。主要的是，我能够说话了，我不担心我会被再次送进精神病院。
“您想让我帮您吗?”他问道，这时我终于住口了。
“想。”
我没有问他指的是什么和他准备怎样帮助我。我就是需要帮助，非常需要。我曾准备好站在十字路口，高声大喊：“打死我吧，你们谁来打死我吧!”我不知为什么确信，他不是医生，所以他的帮助不是在治疗和催眠疗法方面。我一下子就相信他了，从我看见他的眼睛的第一分钟起我就相信他了。我相信他无所不晓，因为 …因为他应该无所不晓。没有合乎逻辑的解释，我就是这么感觉的。
“您准备和我一起走吗?”
“是的。”
“您不问问去哪里吗?”
“我无所谓。我只想您能够帮助我。”
“您可以现在就跟我走吗?”
“无论什么时候都行。哪怕现在，哪怕明天。随您。”
“什么时候对您更好一些?”
“最好现在。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他关心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脸。
“是啊，您完全准备好了。这一点我现在看得出来。也好，我们走吧。”
我们乘车走着。我不知道他带我去哪里，但我知道，终点快到了。我感觉轻松一些，痛苦似乎也减弱了，我明白，不用忍受多久了。
◎ 凶手
于是，我不再害怕死。以后会有什么?住在森林里，可以迫使自己不再害怕野兽，但这决不意味着野兽不来袭击你。消除自己心中对死亡的恐惧，只是做出了这道题的一半。另一半是，如何死得其所。
根据我当时对死得其所的理解——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或一家优秀的医院里，最好在睡眠中死去，这样不痛苦，也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可以说，这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实际看来，这一切并非完全如人所愿。为了能够“理想地”死去，就得不生任何重病，躺在自己的床上(万不得已时——躺在医院里)，在睡眠中悄然长逝，这是有现实可能性的，而且实现这一愿望的概率极高。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从事体育锻炼，不喝酒，不吸烟，合理饮食，减轻日常工作负担，关注自己的体重，定期而认真地在机关门诊部做体检，不要试图用短短一句“我没病”去搪塞医生，要把身体不适的各种反应都讲给他们听，以便及时遏制住生出来的病，不使其发展成慢性病。
我认为这道题的答案简单而可靠。于是几年来，我虔诚地做着为实现这一答案所必须做的一切。有一次，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医生说我有周期性胃病，没有去专门诊治胃肠病的医院。在医院病床上度过的这两个星期足够我修正关于我的生命完结的认识。首先，在医院里根本不可能谈论任何死亡，甚至在最好的医院里。我不属于国家领导人，我不能指望确实优越的医疗条件，而所有其余的办法怎么也和“体面的逝世”不相符合。肮脏的卫生间、恶臭、赤贫、半醉的女护士、文化水平不高的医生、药品匮乏、医疗设备短缺，相邻病床上和走廊里躺着散发出臭味的病人，伙食又少又难吃——这就是那些没有达到权力巅峰，忽然生病的人的必然归宿。此外，这一切的悲伤、痛苦和恐惧的先兆就飘荡在空中，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我不想说军事机构的医院也是这样，不，那里要好得多。可是即使在那里，我也感到难受。我可是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为自己设计的那种生与死中，我将像一个高龄退休者那样死去，千万不要把我送到这里，送到普通的市医院就行了，在以前探视亲属和熟人时，我对这些看得多了。但最主要的是，我亲眼看见了与老年人连在一起的疾病。于是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有一天我瘫痪了，需要把我身子下边的便器拿走，不得不干这个活的人开始恶心得直皱眉头，巴望我快点死掉。这个人会是谁呢?妻子?儿子?远房亲戚?或者醉醺醺 的女护士?不管他是谁，我都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结局。
因此，安乐死的思想成了我争取体面死亡的下一个阶段。如果给我(重病缠身，无能为力)机会自行作出离开人世的决定，那么这样的逝世我将会感到非常满意。我开始读专业书籍，翻出一大堆提出安乐死问题的报纸和杂志。我感到痛惜的是，我确信，这个杰出的思想在我们国家行不通。我真的很困惑——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跳楼或钻到汽车底下被轧死，可以上吊、投水、开枪自杀，但却不能指望给他注射一针没有严重后果的针剂，使他入睡，不再醒来?这是野蛮!是啊，当人还能够独立自主地活动时，他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一旦卧病在床，如果他不仅不能出门，而且也起不了床，那么为什么非得让他痛苦地、不知多么漫长地耗着不可呢?在这期间，他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苦不堪言，并且也给亲人带来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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