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得到在突然发病的情况下迅速而轻松地死去的保证。
突发病会使我失去独立自主的能力，把我变成一个无能为力完全依赖周围的人的人，我将成为他们的累赘。好了，如果疾病开始逐渐地支配我，那么在死到临头的时候，我还来得及作出和实现最后的决定，但是如果我得了突发病，比如中风，那该怎么办呢?或者我突然遇难，成了卧床不起的残废，我只好顺从医生的仁慈。而这仁慈，你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首先领悟到，决不能对这件事放任自流。疾病和不幸有很多，大自然不惜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人从正常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在睡眠中因心脏病发作而安静地死亡——这种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而我，一名理工科博士，不应该对这种可能性抱指望。别的怎么样不敢说，但我会计算概率。
死于犯罪分子的手下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俗话说，一颗炸弹不会两次落在同一个地方。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人死于凶犯之手，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就不会有危险了。也许……可是现实生活表明，这并非如此。我知道一些家庭的故事。同样的不幸会使两个甚至三个家庭成员毙命。这里所谈的完全不是疾病(假如是病故的，那倒没什么可惊奇的了，因为这是遗传基因规律)，而恰恰是类似犯罪、罹难的那种不幸事件。我在某报上甚至看到过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情况：兄弟二人先后在同一个地点被车轧死，而且两次都是同一个人开的车。成为酒鬼、躁狂者或吸毒者的受害者?死于为了一百美元而准备向人群开枪的愚蠢的，没有头脑的匪徒之手?丧命于不懂交通规则、开车很愣的白痴的车轮底下?难道这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代表应有的结局吗?作为一个会计算死亡概率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我能够以正确的、安全的、有文化修养的行为方式将这样死亡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这个最低限度的结果决不是小到可以对它掉以轻心。把最低限度变为零是可能的，只是得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不要出门到任何地方去，也不要给任何人开门。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避免我认为不值得的那种死，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在不幸事件或重病还没有找到你头上时，现在立刻自杀，无需等待。经过深思熟虑，我把这条路摈弃了。首先，我不能亲手剥夺自己的生命。我不能——就是这样!我的自我保护本能发展正常。其次，自杀(我的第二个妻子纳塔利娅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引起认识你的人的困惑，而且还会怀疑你精神不健全，这一点我不能容许。此外，人们还会对我说三道四，似乎我得了抑郁症，发疯了!我干吗让人家对我说三道四!永远不会出现这件事。
还有第二条路……
◎ 娜斯佳
办公室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大张的绘图纸。娜斯佳正在把有关维克托·舒瓦洛夫和他周围的人，有关谢拉费玛·菲尔索娃以及她的邻居和熟人，有关养猫专家卡扎科夫及他交往的人，有关看门人瓦连京·卡扎里扬，甚至有关她拟定的四个作为舒特尼克的有可能的候选人(尽管这种可能性极小)的情况，用铅笔填写在画好的表格中。如果要对这些说法进行核实，那就要无一例外地统统核实一遍，而不能光凭个人的兴趣和愿望行事。米哈依尔·多岑科、谢尔盖扎鲁宾、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把这些情报给娜斯佳送来了，于是她耐心地、分门别类地登在简图和表格中，希望这些情报有朝一日在某个地方如果不能交叉起来，哪怕彼此有所牵连也好。
娜斯佳在执行戈尔杰耶夫命令的同时，为心理学家们准备好一份详尽的资料，给他们提供了凶杀案发生在星期几、几点钟、地点、手段、受害人的鉴定、犯罪现场和所留下的罪证的记录、受害人的照片、简要通报的复印件。
在处理菲尔索娃的案子时，娜斯佳费了一番斟酌。要不要随材料附上电影录像带《七》?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一切可能会成为她个人的臆测，与舒特尼克的犯罪没有一点关系，而且这只能给专家们造成混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舒特尼克真的受了这部影片的影响，那么心理学家们必须得看看这部影片。
根据资料的排列，事实一目了然，娜斯佳对早些时候没有用这种方法进行排列感到惊异。她没有进行排列，那是因为她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她特别相信这个花招针对的是她，而不是塔尼娅，并且极想对它们作出另一种解释。谁也不爱承认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不光是令人不快，并且还很可怕，那就更是如此了。她一向为自己不受情绪支配和思维清晰而感到骄傲，但原来，她是个普通的人，有发达的置换本能。把引起恐慌的东西从意识中排挤掉，换上五花八门的辩护理由，虚构出种种解释或伪造的事实。
“尤里，你是指定我去见具体的某一位心理学家呢，还是无所谓?”她问科罗特科夫。这时她终于把资料准备好了。
“无所谓，”他回答说，“你看中的有比我们的心理学家更优秀的吗?”
“我看中了拉尔采夫。”
科罗特科夫惊讶地瞥了她一眼，沉默了一会儿，一边取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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