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上述的角度来看，我懂得了，只有死于企图侵犯我的祖国利益的敌人之手才是死得其所。
阿富汗战争那时可耻地结束了，但在“热点问题”上的武装冲突开始了。我不可能任性地到那里去，因为奶奶和爸爸在军事部门供职多年，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不允许我如此行事。我踏破了门槛，打了无数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一定要去参战。但我被拒绝了。对我的解释是，我会制造武器，但不会使用武器。战争中需要的是炮弹，而不是国防专家。当然给我说的并不是这么直截了当。应该当个十足的白痴，最好不要搞明白。冲突逐渐停止了，在可以为祖国的利益英勇献身的地方只剩下车臣和塔吉克斯坦。然而，“祖国的利益”这个概念本身不知为什么奇怪地变味了。我可能会被暗害或被抢劫，一个月以后被偷偷抛尸，这时我已被割掉了脑袋和生殖器。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认出我来，我将默默地长眠于地下，而不再被人们记起。更糟糕的是，我将被认为是叛逃到敌方的逃兵。我渴望的难道就是这样的死吗?不，不，不!
几个月来痛苦的思考有了结果。我终于想好了我要离开人世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这应该是很壮美的。这会使所有的人都记住我。而且这还会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死和对死的准备。
这应该很快就会发生，在我还比较健康和没有变成发臭的废物时。
最后——主要的是，这应该以我的祖国的名义，按照她的意志和愿望而发生。我只准备为祖国赴死。惟有如此才死得其所。
◎ 多岑科
第五个受害者是一个叫斯维特兰娜·亚斯特列博娃的女士，年龄二十五岁。凶犯又留下一个陶瓷鱼和塑料娃娃及字条，但这一次也没有留下安葬费。不过这种做法并不高明：亚斯特列博娃嫁了一个做生意的大款，筹到一笔安葬费是决不成问题的。好像，舒特尼克不再杀那些贫穷的人了，转而对这些富有的人下起了毒手。先是菲尔索娃老太太，现在又是商人的妻子。
“听我说，也许他有假共产主义思想吧?”扎鲁宾说出了自己的推测，“不管是对穷人还是对富人，都不应该……这其中有点说道。”
“你已经说了!”多岑科笑了起来，“甚至最积极的共产党员还没有这样张扬呢。”
“但他是个精神变态者，”扎鲁宾坚持说，“他脑袋里变来变去的东西够多了。你笑什么?应该有一个什么逻辑链。三个穷人，两个富人。你记得吗?小的时候读过一本艾森克的书《检查一下自己的能力》，这本书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一系列需要续上的数字和字母。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两种方案。要么三个穷人和三个富人，要么三个穷人、两个富人和一个身份尚不确定的人。”
他们在莫斯科高档商店“英国丛林猫”的二楼上悠然地走来走去。
米哈依尔跟伊拉约定在新阿尔巴特街的百货商店门口见面。警察节之前，他得到一笔可观的奖金，于是他想到在新年来临之际买些礼物送给伊拉。依米哈依尔的想法，在买送给女士的礼物方面，伊拉应该承担起参谋的角色。在与伊拉约会之前的一个小时，为了全面考虑搜集到的有关第五个受害者的情况，多岑科和扎鲁宾见了面，他们一起来到新阿尔巴特街，站在约定的地点，决定在伊拉到来之前先把工作中的问题抖一抖。可是伊拉没有按时赴约，焦急不安的多岑科给她往家里打了电话，然而接电话的是塔尼娅。她一再向多岑科道歉，解释说，伊拉在一刻钟之前从家里走的，因为她，塔尼娅，有事耽搁了，而又不能把小格里沙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至少还得等大约四十分钟。”多岑科打电话回来后对扎鲁宾说。为了以防万一，不至于错过伊拉，扎鲁宾一直站在商店门口。“怎么样，你是先走呢，还是跟我一起留下来?”
“我留下来，”扎鲁宾果断地说，“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细节。这儿冷得够呛，我们能不能往里走走?四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出来。”
“没问题。”米哈依尔·多岑科表示赞同。
商店的一楼他们不感兴趣。这里净是服装和鞋子，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不能列入多岑科新年送礼的计划中。他们觉得二层的商品要有意义得多。
“你看，这个东西多有意思!”谢尔盖·扎鲁宾兴奋地吹了一声口哨，把一个散发着奇异香味的小型木制梨拿在手里转来转去，“这是做什么用的?香极了!”
“不知道。让我看看。”
多岑科伸手把这件香气四溢、小巧玲珑的木制品拿过来，凑到脸前，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怡然自得地微微一笑。
“不错，挺香的——真了不起。姑娘，”他叫售货员，“这是什么东西?”
女售货员早已过了被称为“姑娘”的年龄，但她依然宽厚地微微一笑。她脸上的表情已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心里所想的：这样的顾客到这高档商店里来没有明确目的，甚至想像不到这商店里是卖什么的。
“这是衣柜用的樟脑球，”她解释说，眼睛望着一边，似乎对这两个年轻人全然不感兴趣，“把它们放在摆着内衣的格子上，气味就会透进去，以免虫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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