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对医生的行为很气愤，她觉得很扫兴。那位师傅仍然坐在厨房里，定时地检查着上边各楼层。伊拉憋了一肚子火，但她无可奈何。
这时正巧塔尼娅打来电话，告诉她七点钟记者要到家里来采访。这意味着，家里要收拾得干净整齐。这个消息使她一时手足无措。天哪，哪有时间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呢!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伊拉难过地对师傅说，“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干，可什么也干不成，而我们还在这里闲呆着，无所事事。”
“没问题，”师傅快活地应了一句，“我走了，您晚上跟邻居们解释一下，说有人来过了。那么请您跟他们敲定，让他们白天家里留人。然后您给我们公司里打电话。我做了个记号，说明工作没有结束，我是随叫随到，您只要告诉我个时间就行了。我们经常都是这样，问题总是从高层开始解决。您这里还算好，您住在高层，您家上边只有五层。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从十八层的塔楼上给一层或二层的住户安装天线，可是他们家家户户都锁着门。麻烦大了!我们不得不跑三四趟。”
伊拉对这个办法倒是挺满意，但她非常生气，气的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解决办法他竟然迟迟不提出来，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了。她把哭哭啼啼的孩子放进童车里，急急火火地到市场去买菜了。天已经中午了，她经常去买活鱼的柜台已经没有什么好货了，只好边走边改变做饭计划。这时她才想到，做鱼所需的一切都买好了，现在临时改变食谱，买别的东西，钱显然不够。她小声骂着这倒霉的一天，买完了东西，几乎一溜小跑回到了家里。着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斯塔索夫说今天要回来吃午饭，这可是少有的日子。
当然，他已经在家了，怏怏不乐地打量着空空的厨房。伊拉一副负罪的样子，急忙跑过去作解释，但她发现弗拉基斯拉夫·斯塔索夫看了几次表，她便没说话，利索地准备起饭来。
哎哟!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了：她喂饱了格里沙，打发他睡了觉，打开洗衣机，匆匆吃了几口饭，天线没有装上。还有什么落下了?收拾屋子，准备晚饭，包括记者的一份，看来会留他用餐的。可时间呢?只有两个小时。
做好晚饭所必需的一切，她开始收拾屋子，但这时一件接一件不顺的事都让伊拉赶上了。起初，她用来擦拭镜子和书柜玻璃的名牌洗涤液用完了。早上的时候，伊拉还记着这事，后来一着急全忘了。只好用老办法，把报纸揉皱了来擦，但这样用的时间要多出十倍左右。后来在清理卫生间时，她一下子仰靠在丁零零响的电话机上，把一个刷牙用的玻璃杯打碎了。在考虑这一天所发生的全部情况时，伊拉并不感到吃惊，只是在收拾玻璃杯碎片时，她觉得手上疼得钻心。要是她的手没有划破，那才是咄咄怪事呢。玻璃杯掉在瓷砖地上发出的声音把格里沙吵醒了，他头一件事就是嚷着让伊拉给他倒水喝。看见伊拉被划破的手指和流出的血，他吓得大叫起来。伊拉顿时呆了：一方面是因为惊叫的小不点儿，需要哄他，逗他开心;另一方面——划破的手指一直在流血，需要紧急包扎，如果还没有在外伤诊所缝针的话;再一方面——屋子还没有拾掇完，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现在都必须做完，因为记者马上就要来了。这一切都得做。真想一切都换个样，真想靠在谁的坚实可靠的肩膀上大哭一场。
但是伊拉克服了这个不正确的念头。她把涌出来的眼泪吞进肚里，用过氧化氢清洗了伤口，抹了许多碘酒，把手包扎起来，戴上橡胶手套，又收拾起来。清理完卫生间，她取出吸尘器，可这倒霉的机器却是坏的。
她又想大哭一场，但她再次战胜了自我，急忙去给邻居打电话。
“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亲爱的，快帮帮我吧，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您了。”她恳求道。
“出什么事了，亲爱的?”话筒里传来安德列浑厚的男低音。
“吸尘器……我不知它出什么故障了，打开时好好的，却关不上了。我得赶紧把屋子打扫完，我们家马上就要来人了。”
三分钟以后，邻居提着自家的吸尘器来了。
“该修理了，我看，这是主人顾不上。您就先用我的吧。我把您家的吸尘器拿走，有空时我看看。说不定我自己就能修好。”
“谢谢您。”伊拉热情地道了声谢，马上动手干起来。
“您在等什么客人?”邻居打听道。
“一个记者要来，来采访塔尼娅。八点钟。现在已经七点四十了。”她大声喊道，竭力盖过吸尘器的噪音。
“难道塔尼娅·格里戈里耶芙娜在家吗?”他惊诧地问，“她在哪儿 ?”
“她还没有下班，但她该……”
原来她还不该下班。塔尼娅这时正好打来电话，结束了伊拉的幻想。她搞侦查实验去了，这个侦查实验拖了很久了。所以没有一个小时塔尼娅是脱不开身的，回到家大约得两个小时以后了。
“请向记者道个歉，”她请求伊拉说，“如果他愿意等，就让他等一会儿。如果不行，就让他明天再来。”
伊拉放下电话，不知所措地望了一眼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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