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陈耳东跟着问，“他的公司在什么地方？”
深深地叹了口气，何芊软软地回答：
“河北，可离北京并不远……我经常开车去看他──从这儿一出门就上东四环，到了南四环上京开高速公路，也就开个70公里就到了。”
“70公里？”陈耳东一怔，猛然想起赵湘楼上那个旧车商提起过的那辆黑色皇冠车，“你说的该不是……涿州吧？”
“就是那儿。……怎么，这也有什么问题吗？”何芊纳闷儿地问。
以上便是陈耳东与何芊见面的全部过程。据他说，他只跟这位住在别墅里的女人谈过这一次话。
另一位赵氏兄弟
姑且，你容我先把陈耳东和他的同事们办案的那些枯燥繁杂的过程放一放，说说这起谋杀案发生之后，本故事中的另一位赵氏兄弟的一些情况吧。
天津市和平区有一条街叫马场道。如果你去过那里，就一定知道马路两旁有不少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或许你还记得在离一个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具有拜占庭风格的灰白色三层小楼，带有四根石柱的门拱上镌刻着“1899”字样，那便是我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赵氏兄弟的府上。
据马场道派出所的一个退休警察说，这座宅第颇有来历，原为贵州路上的老西开教堂一名法国神职人员所建，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被赵鄂赵湘的曾祖父购得。小楼占地面积不大，算上门前的院子约有200平米。由于家境的破败，赵氏家族先后卖掉了一层和二层。到了赵氏兄弟的父亲那一辈儿，只拥有三层上的6间房屋和屋顶上的一间阁楼。
唔，就让我带着你进入小楼黑暗的门厅，沿着一磴磴早已被踩秃了棱角的木头楼梯攀上三楼，来参观一下那一间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吧。
虽然赵氏兄弟的父母已经故去多年，但他们各自的屋子仍然被兄弟俩保持着他们在世时的原样──你会看到他们床上平平展展的卧具，父亲那间里，一张配有欧式转椅的旧式硬木写字台上，摆放着已故赵先生曾经用过的烟斗和仍然闪闪发光的水晶烟灰缸，旁边是他多年收集来的一些小件儿古玩；而母亲房里窗台上的一盆盆鲜花依旧开放，那台老钢琴的琴盖还打开着，上面搁着一本纸页发黄的李斯特或者肖邦的琴谱，如果赶上整点，还会听见赵夫人生前最为喜爱的那只德国座钟叮叮咚咚地演奏一首不知名的古典乐曲。
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告诉我，为了调查所负责的那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他曾经两次赴天津去马场道的赵氏寓所，并且有幸被邀请参观赵氏兄弟父母的这两间屋子。当时，他真有种进了什么名人故居的感觉，同时对两兄弟对父母的孝顺充满敬意。
除了已故赵先生夫妇的两间房子，剩下的四间便为兄弟二人所有，其中两间是他俩的卧室，另外两间分别是赵鄂的画室及赵湘的音乐屋。只不过，下决心不吹小号了之后，赵湘拆掉了屋内的隔音板，改作了书房。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并且由我来当导演，我一定会充分利用一种被称之为“蒙太奇”的玩意儿，向你展现在同一时间里，身处不同地域的赵氏两兄弟的各自境遇：你刚刚看见那一位的尸体在北京被警察装上了汽车；我就给你一个带着解放桥的海河全景──告诉你已经到了天津；大约三五秒钟，你会很意外地看到一只马桶的特写；就在你莫名其妙的一瞬间，镜头开始上移，跟着你就看到了从本故事一开始就认识了的那张熟悉的脸。
于是，你很快便知道这是在赵家寓所。到了这会儿，你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迷茫，清楚地知道此赵君非彼赵君，是悲惨遇害的赵湘的孪生兄弟，即将奔赴美国讲学的画家赵鄂。
不过，此一刻这位画家相当痛苦，一张原本便非常白皙的脸愈发苍白，两只迷人的大眼显得黯然失色。他张大着嘴局促地喘息着，一缕难看的口水正沿着他漂亮的下巴缓缓淌下。
鉴于我一般不喜欢直接表现那种让人恶心的场面，当他即将继续呕吐时，我会立刻把镜头甩到他摆放在寓所某处的一些药品，只是让你听听从卫生间里传来的一两声难听的画外音罢了。
当然，你知道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刚刚接手那起谋杀案，此时正在案发现场忙着寻找罪犯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不可能这会儿就通知被害人家属，所以你断定赵鄂还不知道自己的孪生手足赵湘已经魂归西天，自然也不会认为他的呕吐和赵湘的死有什么关联，多半会认为他的肠胃有些不适──不是昨天的啤酒喝得太多，就是他兄弟冰柜里的那些速冻食品出了问题。
我估计你会这样觉着。换了我也会这么想。而作为知情人，我应该告诉你──自打从北京回来，这一位一宿没睡，一直呕吐不止。
接下来你会看到，当他无力地从卫生间走回房间，抬起沉重的手臂正准备把七八片儿药送进嘴里的一刻，忽然被一阵倏地响起的电话铃声惊得浑身一颤。犹豫了一下，赵鄂还是放下了那些药，走过去伸手拿起听筒。
“赵鄂吗？”有人问。
“我是。”他强打着精神回答，瘫坐在一把椅子上。
“噢，听出阿拉是谁了吧？”
虽说他此时十分虚弱，且精神萎靡，可出于种种原因，听见那位一口的上海话，他还是笑了。不过他马上想起了什么，于是冷冷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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