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的。”
汤普森一直在用心听着。这时他说，“啊，那倒很有意思，贝克先生。我得去打听打听。不过我要先找找有关赏金的通知。也许它能帮我们找到那个可怜的莫蒂默。”
“我想一定能找到，”福尔摩斯说。“事实上，消息一旦传开，我猜想会有很多人争这一万元赏金。祝你愉快，局长。”
“啊，谢谢。”汤普森第一次笑了。
警察局长溜跶走后，凯恩拿着一封电报从车站过来。后来我知道电报是希尔发来的。福尔摩斯像往常一样迅速扫视了一眼，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垫板，用他那特别而准确的手匆匆草拟了一份回电交给凯恩，嘱咐他马上发出去。
“你怎么不查密码本就能发电报回电报呢?”凯恩回车站后我问道。
“我已经把密码本背下来了，”福尔摩斯漫不经心地说。“里面不过几百个词汇。”
我对福尔摩斯这么快就记住那么多词汇并不赶到吃惊。什么东西只要对他有用，他能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我永远忘不了，在办理澳大利亚金融家赫德尔斯顿奇案时，(5)福尔摩斯只看了一眼，就把整整一页分类账上的数字牢记在心里。然而有时候，他却连最简单的东西都记不住。我们做朋友这么多年，我的生日他连一次也没想起来过。
“上面说的什么?”福尔摩斯把电报叠起来要往口袋里装时，我问他。
“希尔先生说他希望了解我们的调查进行得如何，还特别想知道详细情况。我交给凯恩先生的回电恐怕难以使他完全满意，因为眼下还没有多少情况可报告。不过我有一种预感，华生，等今天过完的时候，我们将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顺便问一句，今天你看见我们的大胡子朋友没有?”
我回答说没看见，接着又补充道，“也许他放弃了。”
“也许是吧，”福尔摩斯说。“然而我倾向于认为，他还在跟踪我们。”
上午剩下的时间我们是在莫里森宾馆的前门廊度过的。福尔摩斯坐一张大木椅，两腿跷到栏杆上，情绪很高涨，起码暂时是这样。我们的谈话很快转到他和警察局长不寻常的交谈上。
“华生，你可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编造出那个一万元赏金的神话般的假话来。”他说。
“我心里是捉摸过。”
“那么我打个比方，拿中古时期的战术给你解释一下。犯罪调查，特别是多种可能性接踵而来的犯罪调查，就像是攻击一个坚固的城堡。你必须侦查地形，包围整个地区，找出城堡防御工事的薄弱环节。我猜想，汤普森就是那个薄弱环节。现在我们就好像工兵一样，必须在它下面挖坑道。”
“是什么因素使你相信那位局长是薄弱环节呢?”
“有关他的一切。再说，你也知道，在判断人方面我还是有些本事的。”
不可否认，这是真的。如果说福尔摩斯有某一点超过常人的话，那就是他判断人的能力(但我必须承认，他对女人的判断并不总是那样准确)。就像艺术大师看一眼乐谱就能把曲子完满地演奏出来一样，福尔摩斯几乎一眼就能够判定一个人，然后以相应的方法“演奏”他。一个人的智慧(他说，“全在他的眼睛里，华生。”)，他的思想状态(“观察他的举止，并特别注意他的耳朵的灵敏度。”)，尤其是他的意志力(“意志薄弱的人总会通过其元音的发音表现出来。”)——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特点福尔摩斯都能一眼看出来。但必须说明的是，福尔摩斯的迅速判断并非没有失误的时候，后来红魔一案就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对汤普森的情况福尔摩斯却十分有把握。“我断定警察局长参与了这件事，”他说。“我也同样敢断定，他也像大多数意志薄弱者一样——你看到没有?他的眼睛特别空虚——抵御不了金钱的诱惑。何以见得?当我抛出一万元赏金的可能性时，他明显地舔了舔嘴唇。贪心会使他开口的，华生。记住我说的话：我们很快就能从局长嘴里掏出实话来。”
“他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那我们只能等着瞧了，”福尔摩斯回答说。
我没有继续追问这一问题，因为我知道，福尔摩斯的情绪就像海风一样，说变就变。这不，此刻他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出神地向远处眺望，又很快闭上眼睛。我凭经验得知，他已进入了“思考时间”。这是一种恍惚状态。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这么朦胧一会儿，以便让他的思绪信马由缰。照他的话说，“就像把一个孩子放在游乐室里”，听任他随便玩耍。
尽管在情势需要的时候福尔摩斯做事能够极其有条不紊，但他的正常推理方法却很少是直接的。毋宁说，他的头脑是一张宽阔而不规则的大网，碰到什么就网罗什么。只有在审查和排除了数百个其他细节之后，才能筛选出它所需要的事实。福尔摩斯相信，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真相才能显露出来，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我记得，在独腿秘鲁金匠奇案(6)结案时他对我说，他是通过“大胆排除表面现象”才得以破案的。我相信，福尔摩斯此话的意思是说，任何调查如果想成功，就必须用不抱偏见的头脑，或者按他的说法，“自由驰骋”的头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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