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对福尔摩斯说起我的担心，只见一个肩膀上挎着背包的高个子男人出了缆索车站，向我们走来。当他走到通向那所房子的人行道上时，我曾希望他能拐到我们这边来。他果真来了。他那疑问而又有点忧虑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
“我能为先生们做些什么吗?”他问。
“啊，您肯定是格雷迪先生，”福尔摩斯站起来伸出手说。“如果我对您说，您正是我们等着要见的人，希望您不要惊慌，先生。”
福尔摩斯操着纯正的美国口音，像往常一样说话温文尔雅，很快便打消了格雷迪的顾虑。他解释说，我们是芝加哥的律师，来这里找布拉德福德*康奈尔先生，通知他他的一宗法律诉讼官司打赢了。格雷迪看过福尔摩斯递上的名片(鬼知道他的假名片是从哪里弄来的)，邀请我们进去。我们坐在客厅里，品着香茶。
“啊，这消息太叫人惊喜了，”格雷迪说。此人五十多岁，表情严肃，一双蓝眼睛里明显地闪动着智慧的光芒。“我还以为可怜的康奈尔的上诉案输了呢。”
“本来就要输了，”福尔摩斯承认说，“可我们事务所决定再上诉一次试试，尽管这一过程要比我们原先预料的长。您知道，格雷迪先生，审判可能是一件缓慢而麻烦的事。最后我们终于胜诉了。一万元的赔偿金现在归康奈尔先生了。当然，我们得找到这位先生。迄今为止，我们的努力毫无结果。但是，我们还抱有一线希望：您是他原先的雇主，也许您收到过他的信。如能提供帮助，我们将十分感激。”
格雷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很抱歉，自从几年前他家出了那次可怕的事以后，我不曾收到过他的只字片言。”
“我只能想象那件事对康奈尔先生是多么大的打击。”
“的确很大，先生。他曾是我们教育系统最好的教师之一。但自从他的妻子和孩子死以后，啊，恐怕他是完全崩溃了。他的行为变得极其古怪，小孩子见了他都害怕。”
“请问怎么个古怪法?”
“他开始大谈起铁路来，说铁路在如何如何破坏着这个国家，等等，等等。这种言论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把他解雇了。”
“真惨啊，”福尔摩斯。他的声音里充满着同情。“真是太惨了。请告诉我，康奈尔先生原来教什么课?”
“数学和哲学。此外，他还是我们的戏剧教师，每年都为我们演出高档次的剧作。”
“一种不寻常的学科组合。”
“是的。不过他很聪明，常逗学生开心，我记得是他先让学生编制密码，然后在破译。他对数学的各个方面都很精通。”
“可正如您所说，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的不幸死亡使他精神失常了。”
“正是如此。他坚信，火是铁路引起的。他怀着复仇的心理提起诉讼。他败诉之后——也许我应该说，他似乎是败诉了的时候——变得非常愤慨。事实上，当时我真担心他会自杀。”
福尔摩斯同情地点点头。“啊，也许我们这次代表他所取得的胜诉起码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的满意。不过，您是说您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了?”
“对。我记得上级法院推翻他的胜诉是在1891年8月或9月上旬。不久以后，他的行为变得无法接受，于是他就离开了。从那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没有。”
“原来是这样，”福尔摩斯说。“啊，格雷迪先生，您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顺便问一句，您有没有康奈尔先生的照片?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事务所没有他的照片。如果您有的话，对我们寻找他可能会有所帮助。”
格雷迪揉着下巴，考虑着这一要求。“照片。不，我——等一等!你们在这儿等一会。”
他离开了房间，片刻之后，拿来一本四开本的大册子，封面上的压印凸饰金字是《黑熊年刊》。
“这是我们的1890年毕业班年刊，”说着，格雷迪迅速用大拇指翻动着书页。“我知道上面有康奈尔先生的照片。啊，是的。他在这儿——第66页上。”
福尔摩斯伏下身来看了那一页，装着没认出来的样子，然后把书递给我。我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因为照片上的那个人——福尔摩斯显然相信他就是红魔——简直太熟悉了!
“这本书我们能暂时用用吗?”福尔摩斯问。
“当然可以，”格雷迪说。“我有好几本呢。”
福尔摩斯把书夹在腋下说，“谢谢您。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格雷迪点点头，和我们握握手，然后说了下面的送别话：“我刚才在想，贝克先生，您竟然到这里来找康奈尔先生，这可真是既奇怪而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的悲剧故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老在我的脑海里打转。”
福尔摩斯已下了一半台阶。听到这里，他就像被子弹击中了一样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身去问道，“请您告诉我，今天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啊，我以为您知道呢，先生。您看，康奈尔太太正好是四年前的今天，1890年9月1日死的，她的可怜的孩子和她一起死了。那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悲惨的景象，因为一直到死，她受的那份罪实在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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