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路夫皮鞋，类似北美印第安人的鹿皮鞋，只是鞋跟部分宽而扁。
‘希尔最喜欢和这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了。“我和他半斤对八两，”几年以后，在某次接受采访时，希尔满脸笑容地回忆，“我对这个坏家伙假意奉迎，我们之间曾经一度打得火热。”这两个人彼此之间真是很合得来的。
希尔的第一个问题是把那些绘画诱骗出卢森堡，因为秘密警察不得在那里从事侦破活动。这项法律规定并不是针对苏格兰场，而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沿袭下来的，那时出台这项条例是为了确保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的秘密警察不会在卢森堡大肆出没，但是如今，它的存在给苏格兰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希尔编造了一个故事，他希望能够用这个故事抵消卢森堡给自己的工作带来的麻烦。他对马尔维希尔说，安特卫普机场会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交易场所，虽然那里稍微有点儿不合常规。希尔表示他会在安特卫普机场付钱给马尔维希尔，换得那幅画，然后他会搭乘一架小飞机离开，取道法国、意大利，然后飞赴黎巴嫩。尽管希尔没有把话说得特别露骨，但他还是给马尔维希尔留下了线索，暗示雇佣自己购买名画的神秘豪客就是住在黎巴嫩的，而那里也正是那些名画的最终归宿。
马尔维希尔迫不及待地要看到钱，他答应得非常爽快。安特卫普没问题。但是希尔一直在谈论的那笔钱落实得如何了?
希尔告诉马尔维希尔不要担心。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画不会有问题吧?
所有的非法交易都要非常谨慎，因为谁都不相信谁，与此同时，他们又互相需要。对于双方来说，实际上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一只手插进夹克衫的兜里，当它重新出现的时候，天知道是攥着一张支票，还是一把手枪。
1993年8月的一个夜晚，在安特卫普，用过了德凯撒酒店的晚餐，马尔维希尔对希尔说，他有些东西要给希尔看看。此时距罗素堡失窃案已经有七年了。两个男人走到了邻近的一个停车场，坐电梯上了三楼。停车场里已经停满了车辆，马尔维希尔和希尔来来回回地走了几分钟，以确信他们没有被人跟踪，近旁确实没有人。
马尔维希尔在前面引路，走到了一部奔驰轿车的边上，他示意希尔也走过去，随后打开了后备箱。里面是一个黑色的塑料垃圾袋。希尔小心翼翼地卷起了袋口。就在袋子里面，是毫发无损的、仍旧装在画框里而不是被切割下来并胡乱卷起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维米尔留下的杰出画作。小心翼翼地，希尔把这幅无价之宝捧在了手里。
“把那样一幅画拿在手上，真是太让人惊喜了，”十年之后希尔回忆道，“毫无疑问，是维米尔的真迹。面对一幅如此美妙的画，你根本不可能产生怀疑，担心说‘这是真品，还是赝品’?它吸引了你的全部注意力，你就如同遭到了当头棒喝。”
马尔维希尔是个“非常务实的家伙。对他来说，买卖失窃艺术品无非是一门生意，卖一幅名画给我，跟卖一卡车羊皮大衣给我没什么两样”。
对着这幅维米尔的名画，希尔嘴里长吁短叹，尽量摆出一副艺术品掮客面对艺术瑰宝时的忙乱神情。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对艺术很懂行的人，并且作出懂行的人应该有的正常反应。希尔开始大谈这幅名画的历史，赞叹其构图是何等之美，在捧起这幅名画的时候，他还特地用手帕裹着手，以保护画作。趁着马尔维希尔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的言语所吸引，希尔悄悄地将自己的指纹按在了画布的背面。
那是个预防措施。希尔的这些黑道“朋友们”乐于和他一起去喝一杯，但希尔心里非常明白，该出手的时候，他们也会非常乐于枪杀希尔。有时希尔会谈起那些“落入野蛮人之手的被窃艺术品”，他的听众们总是会作出假定，认为他口中所说的野蛮人对自己所偷来的东西毫无鉴赏力。这种假定并没有错，但是希尔的本意还不止于此。像卡希尔这样的黑帮分子们不仅像野蛮人一样粗鲁，更是像野蛮人一样充满暴戾。现在，希尔把自己的指纹按在画布的背面，如果哪天他不见了，那么等到警方通过其他途径终于寻回这幅名画的时候，他们至少能够获得一些线索，知道希尔的失踪是与这幅维米尔的名画有关联的。
随后，希尔把画递还给了马尔维希尔。
一周之后，轮到希尔来安排会面，让马尔维希尔眼见为实了。在花旗银行的帮助下，苏格兰场设法出具了两张支票，已经填好了马尔维希尔的名字。一张支票的额度为一百万美元，另一张是二十五万美元。至于为什么马尔维希尔需要开两张支票，以及他如何与货主分配这些钱，没有人问。
希尔和马尔维希尔一起驱车前往花旗银行设在布鲁塞尔的支行。希尔在前面领路。这家银行的经理已经接到了总部发来的简报，见到希尔一行，立刻脚步欢快地迎了上来。
“你好，罗伯茨先生，很高兴为您效劳。”
银行经理的脸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希尔则表现出一副被人拍马屁拍惯了的样子。双方寒暄已毕，就到了查验支票的环节了。银行经理毕恭毕敬地把它们递了过来，那架势就像餐厅里的服务员领班用银盘子端上了一份烤羊腿。马尔维希尔把两张支票拿在手里，仔细地、满怀怜爱地看着它们，还给银行经理时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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