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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画总会被偷的_[美]爱德华·多尔尼克【完结】(52)

  约翰森看来听信了这番话,至少是半信半疑。希尔松了口气,对自己很满意。那个便衣警察的难题总算是得到解决了。

  希尔还没来得及暗自庆幸,约翰森再次发难。

  “我在周围还看到了其他的便衣警察。”

  “哦,上帝啊。”希尔心想。不过,既然那些挪威便衣如此之业余,每个人都能辨认出他们,也许希尔可以来个将计就计。

  “行啦,那不正是你想要看到的证明嘛,”希尔嚷嚷着,“他们显然都是为了那个什么狗屁会议而来的。”

  希尔建议他们换一家酒店,把那些警察们都甩在一边,或者把这桩交易延后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希尔的建议有些草率,别忘了艺术小分队的主管已经把临时指挥中心建在了这家酒店,

  但是约翰森没有听他这一套。

  “我去去就来。”约翰森说。

  他起身离开。

  17、重归罗素堡

  希尔对约翰森的去向一无所知。一切皆有可能。也许他是跑出去生气去了,也许他是去拿把枪来,把刚刚那些在他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的钞票通通抢走。但是无论约翰森是出去撒野还是仅仅去喝一杯,查理·希尔都不担心。

  艺术犯罪,按照希尔常说的,是“严肃的闹剧”。这两个词对于希尔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首先,艺术是不可替代的,是非常严肃的,但是与坏蛋们的交锋则是一场闹剧。但是对希尔来说,“闹剧”的含义不仅仅意味着早期好莱坞电影里的启斯东警察,或者偷《呐喊》的小贼从梯子上摔下来。“闹剧”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指的是好人与坏人之间永无止境的、必要的,然而又徒劳无功的战斗。

  希尔参与此类战斗已经很多年了,他也乐在其中,但是作为一位笃信原罪的人,他想当然地认定罪案永远不会消亡,警察永远有活儿干。在希尔身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并存,在他津津乐道的那些案子里,喜剧成分和悲剧成分紧紧地纠结在一起,正像希尔复杂的内心。

  在街头抓捕罪犯的岁月并不能让希尔满足,那些事情难度太低、刺激太少,而犯罪分子也太容易对付。希尔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竞期待着什么,直到他接下了第一桩世界级的大案,追寻马丁·卡希尔一伙儿于1986年从罗素堡盗走的、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在内的十七幅世界名画。

  如果把这件案子说成是“毕生难求”,或许有些名不符实。早在卡希尔动手之前,窃贼们1974年就光顾过罗素堡,2001年以及2002年,窃贼们又光顾过罗素堡两次,每次都偷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师杰作。有好几幅绘画屡次被窃,其中就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而庚斯博罗的《巴切利圣母》迄今为止已经被偷走过三回了。

  希尔曾经询问过一位名叫马丁·弗里的爱尔兰黑帮分子,为什么总要与罗素堡年迈的主人贝特女士过不去。

  “跟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希尔得到的回答如是,“就只是因为***太容易下手了。”

  罗素堡是一幢宏伟的、占地面积巨大的建筑,希尔说那里“窗户上装了栏杆,到处是锁,监控摄像机之类的玩意儿随处可见,但是窃贼总能自由进出——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幢别墅孤零零的四外无人,蒈察至少要花十五分钟才能赶到那儿”。

  “他们乐此不疲。”希尔说,“他们是粗野的匪徒,如果有人挡他们的道儿,他们会开车径直撞过去。”对窃贼们而言,这是一项体育运动(跟当今社会的绝大部分体育运动一样,发财梦从未远去)。媒体们也把罗素堡的每次遇袭看成是一场轻喜剧,常年献演。

  如果说艺术犯罪是“严肃的闹剧”,那么在罗素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窃案,就是当中最经典的例子。

  首先,犯罪的场所不同凡响。罗素堡据说是爱尔兰最有声望的建筑。发生在那里的案子,与发生在狭小街巷里的寻常抢劫案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

  其次,罪行本身也不同凡响。有几个人能在自家的墙上悬挂维米尔以及戈雅的绘画呢?

  最后,受害者身世显贵,难以得到老百姓们的同情。已故的阿尔弗雷德爵士几乎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人们只知道他是个“热心的日耳曼人”,这个评语来自他的讣告。记者们还发现贝特女士同样难以捉摸。依据他们的描述,贝特女士的嗓音就像玛格丽特·杜蒙一样,后者曾经在格劳什·马克斯①的影片中搭过戏。

  ①格劳什·马克斯(Groucho Marx,1890-1977),美国早期着名的喜剧演员“马克斯三兄弟”中的一位。

  2002年夏天,贝特女士带着一名记者,在罗素堡里转悠了一圈。她指着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它与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等作品一道被希尔找回来了)对记者说: “这幅画对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原因有两点,”贝特女士解释道,“阿尔弗雷德当初向我求婚的时候就站在这幅画的下面;而在达格戴尔袭击罗素堡的时候,我们也是被捆在它下面的。”

  达格戴尔袭击事件发生在1974年,是罗素堡遭受的第一次攻击。这次袭击事件当中的罪犯,比受害者乃至罗素堡本身更受人关注。它是四次袭击中最不成功的一次。行动策划者罗斯·达格戴尔,是一位英国的女财主,她的信托基金每年能带来二十万英镑的收益。达格戴尔是在一处占地六百英亩的地产中长大的(她的父母在伦敦、苏格兰都置有房产),在瑞士接受教育,随后去牛津读了经济学。二十多岁的时候她宣称自己是个革命者,但是真正打开了她的眼界并且倒尽了胃口的,是她十几岁时参加的第一次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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