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丁的世界与正常人的世界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偶尔也会相遇，就像狮子的世界有时会与羚羊的世界相遇。不过这两个世界一般是彼此割裂的。让人吃惊的是，在杜丁看来很平常的事在外人眼里也非常奇怪，比如要把总额两万英镑的小面额抄票装进一个袋子里，袋子至少得有多大?把它们点算清楚，又会霈要多长的时间?都会让杜丁动上半天脑筋，就好像一位热心的客人跑来问他，要求解释制作三明治的窍门，或者如何拨打电话。
那些对于外行来说最基本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偷这样一幅大师的杰作——更是把杜丁问得张口结舌、晕头转向。他的回答是，艺术品值得下手，因为它们贵重。而贵重的意思就是值得下手。
杜丁想要把问题回答清楚，他的语速缓慢，极力强调。“如果一样东西非常容易下手，”他说，“那么你就不用费心考虑是否能够为之找到买家了，要是某样东西很难到手，那你就得先确保自己能够找到销赃的渠道——费尽力气才偷窃得手的东西，总得能卖得出去才行。”
但是如果偷到一样没有市场的东西，你会怎么办呢?在被问到上面这个问题时，杜丁正在小口啜饮饮料，他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大口，像教育小孩那样说：“如果说某个贼，跑去盗窃了一幅根本卖不出去的画，那么如果他是职业的，他自然就有日常销赃的渠道，如果某人经常盗窃古董，我们就会认为他一定是找到了某位古董贩子经常进行交易。那么他就会找到那位古董贩子跟他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喜欢的那类货品，但是我已经把它搞到手里了，’”说到这里杜丁降低了音调，小声说，“‘这东西可是很值钱的，我只跟你要两万块，但是它肯定能值二百万。’”
接着杜丁停下了话头，解释了几句，“他们想要的，只是有足够的钱让他们过上几个月好日子，他们管这些钱叫做‘劳动所得’。够吃够穿的同时，他们会寻找新的目标，当然还得是些容易出手的东西。”
“我是直到进了监狱才算弄明白，”杜丁假装羞涩地说，“那些以盗窃为生的人们，会把盗窃当做生活目的。他们把盗窃看成是一份工作，不是吗?他们每天都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就像医生每天都会到医院去一样。”
盗窃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且还是一份艰难的工作。“去偷东西也是要花钱的，”杜丁接着说，“你得到处查看，你得把准备工作做好，你还得有交通工具……这就像包揽建筑工程一样，每件事情都得做好，不是吗?”
对于那种认为会有大富翁指使窃贼下手盗取特定目标的“神秘先生”理论，杜丁和希尔一样嗤之以鼻。“你真以为会有某些身家亿万、已经收藏了大量艺术品的富翁会为了一幅画就头脑发热，去冒可能会被扔进监狱的风险吗?”他轻蔑地一笑，“你是不是脑筋糊涂了?要是你有那么多钱，你会那么做吗?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
“要是你一无所有，自由就没有什么价值，”他说，“要是你只能风餐露宿，那么如果有人把你抓到监狱里去，你还算享了福呢。但是如果你拥有很多东西，你的自由也就有价值了，要是你正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吃着龙虾，喝着香槟，你肯定不想进监狱，不是吗?”
现在杜丁把话题从窃贼转向那些收购画的中间人。“中间人会借给窃贼两万英镑，甚至五万英镑，借款数额的多少，取决于偷来的东西值多少钱。这种做法就像银行，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就算中间人还不知道拿那样东西干什么，但这份投资终究是值得的，不是吗?他拿到手的这件东西也许会值好几百万英镑。”杜丁越说声音越大，“所以说这是一项优质的投资，对不对?”
说完了犯罪心理，杜丁又开始说起犯罪哲学。“比方说你只有一件绘画珍品，如果有人从你这里偷走了它，那么你什么都没了;但是如果有谁从彭布罗克伯爵那里偷走了一幅伦勃朗的画，”确实有人这么做过，并且把战利品转给了杜丁，后者正是因为兜售这幅画而获罪的。“但是他所偷走的东西，仅占彭布罗克伯爵全部藏品的百分之一，所以丢这么一幅画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其中的道理。”
杜丁调整了一下坐姿，好让自己更舒服地靠在椅背上，他对自己这次的讲述非常满意，“你了解其中的差别了吗?你没能偷走某人的全部，尽管你偷的这样东西本身值很多钱。你不应该撞破一位老妇人的家门，抢走她的养老金，那可是她所拥有的一切。”
这分明是相对论，具体地说，是相对论的犯罪版本。
29、“伦勃朗的作品，您感兴趣吗?”
查理·希尔已经听过无数个这样的故事。尽管他与杜丁算是老相识了，但两个人都不会把对方当成朋友。正相反，他们俩是一场复杂竞赛中的对手。这场竞赛是一种自由的、信息与利益的交换，两个人都认定对方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面对杜丁，希尔会极力展示他的学院派作风，尽量不让对方感觉到压力;而杜丁这个老奸巨猾的骗子则百分之百肯定自己比希尔这样一个学者要髙明很多，因为他才是犯罪世界里的人。杜丁在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经常会加上这样的注释，“还有另一件事情，也是我曾向希尔解释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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