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架滑翔机畸型的影子掠过公园草地，越过公园的树丛，越过一大群翘首上望的人们。我记得我追着他。我记得事后我向妈妈说鲍比的滑翔机发生的事，告诉她鲍比的飞机如何被风吹上天空，如何被旋风吹得差点翻过来时，她的脸开始变得扭曲，而后大哭起来。鲍比的航空事业也因此正式结束。
事情总会结束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事情结束就没事了。
然而，有时却不是这样。
鲍比飞在卡瑞奇山上空，他握着操纵杆，小心避开地面上的杂物，滑向公园中央的一座小池塘。他慢慢降下，离水面五寸、四寸……而后开始在水面上滑行，刮起两道白色的浪花，吓得池塘中的鸭子四处逃窜。他大笑着，滑过池塘边缘，越过两座矮灌木丛后，整架飞机便栽在树丛中。他跳下驾驶座，拍了一下脑袋，随后高声大喊起来。
这就是鲍比的生活写照。
有人说：并非每件事都有可观之处。事实上，我却不认为有任何事值得观之……直到鲍比的“镇静剂”发明之时。然而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事，是因为这次我认为，最非凡的事情得从平凡面讲起：鲍比的一生总是充满出人意料的小事。在他九岁时，他已在乔治敦大学学习量子物理学和代数。有一天，他从阁楼找到一台旧电视机，把它改装成宽频无线电发射站，然后在屋顶挂上一个晒衣架改装的天线。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附近四个街区的收音机和电视全被干扰收不到讯号，除了他的声音之外。他用自己架设的站台播音，说一些自己发生的事，念几篇我写的小故事，讲一些低级笑话，又说烤豆子是我爸爸星期天在教堂猛放屁的原因。“不过他屁放得很安静，”鲍比对他将近三千人的听众说：“他大多会尽量忍住，直到开始唱诗歌时才放出来。”
至于我爸爸，他当然很不高兴。为了鲍比干扰电台这件事，他缴了七十五元的罚款，而且未经鲍比同意便把发射器丢掉了。
鲍比的一生，噢……你看，我竟然哭了。不知道这是发自我内心的感伤，还是药物的影响?我想，应该是前者吧，天知道我有多喜欢他，但是，我想我最好还是赶快把故事说完。
鲍比十岁的时候就从高中毕业，不过他没有继续攻读学士学位。他脑中的那个大罗盘正不断转动着，寻找属于他自己的方向。
他经历了一段物理狂热时期，而后又一阵短时间的化学期……最后由于鲍比对数学缺乏耐心，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两个领域。他原本可以学得很好，但是被称为科学根本的数学，却使他感到乏味。到了十五岁那年，他迷上考古。他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挖遍惠特山的山脚，找到一些箭头、燧石和营地木炭遗迹，并且编出完整的中石器时代印第安人的生活史。
和其他学科一样，鲍比的考古狂热很快便消退了。他开始研究历史和人类学。他十六岁时，要求跟一群新英格兰的人类学家一起到南美洲探险，而爸妈犹豫了好久才答应。
五个月后，他回来了。他的皮肤晒成棕色，长高了一点，瘦了一些，安静了许多。他仍然是一副快活的模样，但是属于他年少的光采、年少的幼稚、年少的无知，全都不见了。他长大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他谈论新闻……这真是令人沮丧的事。那一年是公元二○○三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外围团体“圣战之子”在伦敦丢下喷射炸弹，污染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市区，而剩下的区域也变得极不健康，使得当地的人们再也不打算生小孩(他们大多活不过五十岁)。那一年，美国试图封锁菲律宾，因为当地政府接纳中国“一小撮”顾问(根据我们的间谍卫星，估计人数约有一万五千多人)，这明显表露出两个讯息：(a)中国说如果我们不撤退就要同归于尽的话不是开玩笑的;(b)美国人民并非人人都疯狂到想去菲律宾参战自杀。在那一年，还有一群神经有问题的家伙，我想大概是阿尔巴尼亚人，想要在柏林散播爱滋病毒。
这些坏消息让人沮丧，但是鲍比却完全相反。
“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有一天他问我。那时是八月底，我们在新汉伯郡的避夏小屋中，所有的东西都已打包好准备要回家。这间小屋看起来有些悲凄，有些荒芜，因为我们离开后就要各分东西。对我而言，是回到纽约;对鲍比而言，是德克萨斯州的韦科市。他在这一个暑假中，读完了社会学和地质学——这些对做沙拉一点帮助也没有，而他还说要在这里做一些小实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相当自然，但是我发现妈妈在最后几个星期中，一直以奇特的眼神看着他。我和爸爸都没起疑心，但我想妈妈可能已经发现鲍比的罗盘已停止转动，开始要指出正确方向了。
“人到底怎么来?”我问：“这个问题能问我吗?”
“应该有正确的答案，”他说：“很快，和所有事情一样，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事情总是这样，一成不变，”我说：“我猜想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是无聊想找事做。如果你真要问，就去问上帝好了。”
“这都是胡扯，我绝不相信。即使是两条X 染色体最后也会变成狗屎。别告诉我说这都是经济压力的结果，介于有和没有间的冲突，因为这两者都无法解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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