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隔年四月，我开始每个月收到州政府公路局寄来的“内华达公路通讯”。在这份通讯里，关于公路修护预算、修路新工具装备、议会对公路品质的要求等部分，我都略去不读，有兴趣的只在这份刊物的最后两页。这两页只简单印了下个月哪些路段要动工修护。我特别注意印有“路面重铺”这四个字的路段，根据我去年在布鲁克的工程队里的经验，路面重铺往往会要求汽车改道行驶。虽然封闭道路是不得已的做法，但是真的碰上这种大工程时，就不得不这么做。我心里想着：总有一天，我会让杜雷死在“路面重铺”这四个字之下。尽管是短短四个字，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机会也不会来得那么快，我知道我也许还得等好几年。杜雷是个恶人，恶人总是过着紧张小心的生活。要四个条件同时发生，我才能置他于死地：一是他必须外出旅行，二是必须在我放暑假时，三是要国定假期，四是要一个三天的连续假期。
也许要等上一年，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巧合。但是我相当沉着，心里隐约知道这个机会总有一天会发生。当这个日子来临时，我老早就已准备妥当。事实上，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没有过，不是在那个夏天，不是之后的秋天，也不是第二年春天。而是在七月，我打开内华达公路通讯，看到下面这个日期：
七月一日至七月二十二日
七十一号州道四四○里至四七二里处路面重铺我的手微微颤抖，我翻开日历，发现七月四日国庆假日正好是星期一。
所以，四个要件一下子就符合了三项，当然，这么长的施工期，一定会要车辆改道的。
但是杜雷……关键就在杜雷的行程了。第四个条件是否也能成立呢?
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是拉斯维加斯的淡季，这些年来，我记得他在这段期间有三次去洛杉矶，另外有三次去纽约、迈阿密和伦敦，还有一年他哪儿也没去，仍留在拉斯维加斯。如果他这次去……
我要怎么知道他今年去哪里?
我绞尽脑汁想着，但是两个景象却蹦进了我的脑海。第一个景象是，我看到杜雷的凯迪拉克向西朝洛杉矶飞驰而去，沿着七十一号公路，扬起一阵尘土，车子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我看到车子通过车辆改道的标志，看到车子经过停在路边的各式修路器具——推土机、挖土机、压路机。这些机具停在那里的原因，是因为正逢连续假日，工人都放假去了。
第二个景象和第一个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车辆改道的标志不见了。
不见的原因，是因为我把它移去了。
到了学期的最后一天，我坐在教室里的办公桌前，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心思飘到好几万里远的地方。当我突然想到该怎么知道杜雷的行程时，我突然跳了起来，一不小心把桌上的花瓶撞翻在地上(花瓶里有学生送我的小花，做为期末礼物)，顿时破片四碎。课堂里的学生，有些早已昏昏沉沉，受到这声巨响惊吓，顿时也跳了起来。也许我脸上的表情十分吓人，一个年纪较小名叫提姆斯的孩子突然大哭了起来。我连忙上前安慰他。
“没事，没事。”我轻轻唱着儿歌哄着他：“没事，没事，什么事也没有，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用担心害怕。”
当然，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是指杜雷和他的凯迪拉克。
我笑了起来，提姆斯也对我笑着。不过，我不是对提姆斯笑的。
我是对伊莉莎白笑的。
那一年，学期在六月十日结束。十二天后，我就飞到洛杉矶。我租了辆车子，住进一家过去住过的廉价旅馆。接下来的三天，我开车到好莱坞山，监视杜雷的别墅。我不能监视太久，否则很容易引起他人注意。这里住的都是有钱人，平常很留心附近出现的人物，深怕有什么可疑人物对他们做出什么不利的举动。
就像我。
刚开始，一切都很平静。杜雷的房子保养得很好，草皮修剪得整整齐齐，游泳池里的水也相当干净，我甚至能闻到消毒水的氯气。然而，里面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屋前的车位没有驻车，没有人使用游泳池。除了每天早上会有一个扎着马尾巴的年轻人来扫地外，整座别墅如废弃了一般。
我开始意识我可能会失败。不过我还是耐心守候着，希望我要的第四个条件能够出现。
到了六月二十九日，当我几乎快要放弃希望，准备明年再做打算，继续等待，继续练身体，继续再到布鲁克那里开一夏天的挖土机(如果他们还要用我的话)之时，一辆车身上印有“洛杉矶保险公司”的蓝色汽车停在杜雷的别墅前。一个穿着制服的人下了车，拿出钥匙打开大门，然后把车子开进前院，开进车库里去了。一会儿后，他走路出来，关上大门，然后反锁。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心里又燃起一线生机。
我驾车离开那里，随便找个地方窝了二小时，然后再开车回来，把车子停在街角。十五分钟后，另一辆蓝色的厢型车停在杜雷的别墅前，车上的字写着“大乔清洁公司”。我看着车上的后视镜，双手紧紧握住车子的方向盘，心脏开始狂跳起来。
四个女人从厢型车下来，两个白人，一个黑人，还有一个是墨西哥人。她们穿着一式的白衣，装扮得像女侍者一样。当然，她们不是女侍者，她们是女清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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